19世紀——科學中的這個時代，從道爾頓的原子論一直延續到普朗克的量子理論，而且其中還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充滿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政治、社會運動。在激進的理論和思想體系的名冊上，記載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和政治思想，達爾文的進化論，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自法國大革命宣告了它的誕生以來，這個世紀又經歷了1820－1824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以及全歐洲民族革命運動和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運動的崛起。1848這一年是特別不同尋常的。以1905年流產了的俄國革命而告終，19世紀毫無疑問是一個"革命的時代"（霍布斯鮑姆，1962）。然而，19世紀也是一個進化的時代。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那個世紀的主要的新的科學概念，不僅改變了生物學的進程和當時流行的關於科學如何進步的觀念，而且還影響到從社會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到文學批評這樣一些領域中的理論。不過，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這個在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進化論思想，卻是在科學史上一次最偉大的革命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
從那個世紀之初開始，人們似乎普遍在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上來理解"革命"一詞的含義——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創造一種新的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對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實幹家來說，"革命"一詞完全失去了它原來所具有的回覆。循環或盛衰這樣一些同源學的內涵。但是，在19世紀中期前後，又出現了對這個慨念的新的曲解："不斷革命"。這種說法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討論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之下，"無產階級的"組織應當堅持什麼樣的立場和態度這個問題時提出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1962，1：106-117）。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頁）。但是，甚至比這更早，1848年10月，P．－J．蒲魯東（1923，3：17）就曾公開宣稱："誰要談革命，誰就必談進步"。他繼續說，由此可見，"革命是，nnpermanence（永久地）進行的，而且，嚴格說來，在各不相同的革命中，只有完全相同的革命才是不間斷的"。不斷革命的概念的意義後來慢慢超出純粹意識形態重要性的範圍：在列寧去世以後的俄國，它變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及他們各自的追隨者之間的一個主要的思想分歧點（參見泰奇，1973，84－92，97－105）。不斷革命無疑是18世紀把革命看作是能夠推翻現存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並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的某個單一的事件或一系列相關事件這樣一種革命觀的根本轉變。
那些在19世紀以科學中的革命為主題著書立說的人沒有明確地運用馬克思的"持續的革命"或"不斷革命"（perma revolution）這兩個短語，而且也並不是科學在蒲魯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頭腦中產生了這個長期革命的形象。不過，在19世紀，許多科學家和科學分析家開始把科學設想成一個持續的或永無止境的探索。科學探索的這個方面已由一個數學的隱喻表達出來：真理存在於一根漸近線上，這意味著科學沒有任何簡單的有限的終點，真理是一個非常遙遠的目標，我們可以越來越接近這個目標，但永遠不會完全地達到它。
所以，隨著19世紀的往前發展，人們承認，在科學中發生了革命，而且科學的發展正是由於革命（也許是一系列不間斷的革命）的推動，但是，人們也逐漸認識到，這樣一些革命可能是長期的——而不像一場政治革命那樣持續幾年的比較短的時間。而且，也正是在這時出現了科學革命的概念：一系列的事件傳播了也許一個世紀或更多的時間，從哥白尼一直到牛頓；在這個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近代科學。這個概念清楚地出現在奧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參見格拉克，1977，33）。但是，就象孔德的許多思想那樣，我們在聖西門的著作中可以發現這個概念的萌芽。吼德曾當過聖西門的秘書，參看下面第22章。）同時，我們還看到，在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里，人們普遍意識到一場長期的產業革命。在20世紀，把科學看作是一個連續過程，或看作是一個長期的、甚至持久的革命這種觀點出現在赫伯特·巴特費爾德的被廣泛閱讀的講演集（949）和魯怕特·霍爾的《1500－188年的科學革命》（1954）中。
並非所有19世紀論述科學進步的思想家都接受這樣一個觀點：革命無論怎樣都是理想的或不可避免的。在那個世紀的最後25年中，人們開始期望，科學中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思想團體中，人們認為，科學中的革命根本就不會發生。像馬赫、玻爾茲曼、紐康和愛因斯坦這樣一些知名的科學家認為，重大的突破是一個進化過程而非革命過程的組成部分。在1904年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期間召開的藝術和科學大會上，西蒙·紐康就"科學研究者的進化"致介紹辭。他堅持認為，這個進化是一個"有價值的主題"（1905，137）："從這個觀點來看，推動人類提高到現在他所處的主人地位的運動的主要動力顯然是科學的研究者……作為使這個研究者的代表們能夠在今天聚在一起的第一個動力，讓科學研究者的進化成為今天我們的有價值的主題。因為我們要通過研究一個有機體產生和發展的各個階段了解它的進化，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科學研究者的工作怎樣同他的前輩們所付出的徒勞無益的努力聯繫在一起"。紐康把革命看作是長期進化發展的頂點；它們也許是不明顯的，而且，也許要經過比較深的研究才可能被揭示出來。
19世紀將近結束時由革命到進化這種看法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是思想家們對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反應，因為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政治革命的消極方面。無論人們怎樣看待法國大革命的目標和理想，但是有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共和國向一位指導者屈服，並且最終由一個皇帝來統治。舊的貴族保留了下來，而且拿破崙又加封了一些新貴族，這是對所謂"平等"的嘲諷和玩弄，而且人們忘卻恐怖時代猖狂的暴行，可能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必須記住，19世紀歐洲的革命都伴隨著暴力：在1848年革命中，人們依靠街壘和路障進行戰鬥，同時恢複了法國大革命的極端。
183o年，歷史學家B．G．尼布爾在他的《羅馬史》第2卷序言（尼布爾，1828－1832，第2卷，第2頁；參見席德爾，1950，237）中寫道："如果上帝不進行干預"，那麼這個世界就將重新崩潰，就像"三世紀中期在羅馬社會中發生的情況那樣：幸福、自由、教育和科學的絕滅"。四十年後，1871年11月，雅各布·布爾克哈特就法國大革命時代作了一系列演講。他在開始說："關於這個過程可以說的是，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發生的一切，實際上是一個革命的紀元，而且，也許我們比較接近這個時代的開端，或者我們正處在它的第一二個階段；從1815年到1848年這表面上似乎很平靜的三十年原來不過是那一幕偉大的戲劇中一個幕間插曲。但是，這似乎正在變成與我們的地球上過去曾經發生的所有那些事件形成鮮明對照的一種運動"（布爾克哈特1942，200）。
根據關於革命的破壞性的這些類似的評論，我們在看到革命概念——它在20世紀最初四分之三的時間裡一直是一個佔主導地位的概念——在2O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時間裡在某種程度上讓位於進化概念時，就不會感到驚奇了。在科學之中，我們也許能夠在地質變化理論中為這個從革命到進化的變化找到證明。這個例子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它生動地說明了政治領域中的革命的變化著的觀念和經歷對科學思想的實際發展（而不是對關於科學進步或科學史的看法）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可以通過比較地質學家在18世紀，19世紀初，19世紀末對"革命"這個術語的三種用法來看這個變化。
在18世紀，對於地球歷史的考察一般都遵循布豐關於改變了地球的性質並且改變了地球的結構和地表的革命的看法。與啟蒙運動的傳統一致，這樣一些革命一般被看作是有序的發展過程的特別重要的間斷性的階段，而不是以暴力為特點的災變。在19世紀初，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革命的形象發生了變化。因此，居維葉使用這一術語時這個術語的含義完全不同於他的前輩們使用時的含義。居維葉充分認識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作用，尤其是它對科學的影響，並且在1827年寫了一本深入研究這一主題的頗有見地的著作。所以，當我們發現（遵從馬丁·魯德維克的建議1972，1O9）居維葉改造了布豐地球上的革命的概念，而賦予它一種1789年以後的意義，也不會驚奇。這樣一些革命不再僅僅是一系列地殼蝕變的連續，而其中最後一次蝕變又是（在布豐看來）由人造成的。現在，它們變成了猛烈的、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