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任何歷史秘密，大體都基於兩個原因形成：其一是資料物證的巨大缺失或全部缺失，導致後人無從認知評判，諸多歷史古國的消亡謎團與民族的斷裂黑洞，都是這樣形成的。破解這種歷史秘密，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史料與證據的發現。其二是人為地扭曲真相，歷史煙霧長期彌散，而使簡單化的謬誤結論成為傳統主流，導致後來者文明探究的艱難尋覓。秦帝國滅亡之所以成為謎團，蓋出第二原因也。破此等歷史秘密，起決定作用的則是探究者及其所處時代的認知能力。
兩千餘年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繫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已經板結的主流定式，其結論極其簡單明確：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徵：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誌，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斗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歷史觀而言，我們不否認秦政與秦亡的內在聯繫，我們更對基於探究歷史經驗教訓而研究秦亡與秦政之間的因果聯繫，表示由衷的敬意。我們只對缺乏歷史依據的「暴政亡秦」說給予必須的否定，並客觀公正地論述我們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繫，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只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從史料角度說，基本事實是清楚的，秦亡並無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側重於對既定歷史事實以高端文明時代的價值理念給予分析與認定，而不是呈現新的史料證據，提供新的歷史事實。這裡的前提是：我們這個民族對歷史事實的記述是大體完整的，沒有重大遺漏的，歷代分歧甚或煙霧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實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突發政變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秦亡的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儘管在施政寬嚴尺度上，扶蘇的寬政理念被更看重複辟嚴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實際處置看，扶蘇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成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樑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必須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並非指這些事件或因素是無原因爆發，而是指恰恰在這一時刻爆發的突然性。譬如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么？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