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遊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著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著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蕩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說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蕩，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蕩；歷經春秋戰國五百餘年激蕩而錘鍊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後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冢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曆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後，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