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點整，所有的中國人都在電視機前屏住了呼吸，為這一刻人們已經整整等了四年。當人們看到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打開信封，然後用有力的聲音說出「Beijing」的字眼時，萬里之外的華夏大地頓時煙花滿天。
北京成為2008年第29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始終是中國宏觀景氣持續上揚的重要投資拉動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喜事接踵而來，「2001是中國年」的說法不脛而走。10月7日，中國男子足球隊在瀋陽五里河體育場以1：0戰勝阿曼隊，歷史性地衝進了世界盃決賽圈，實現了國人吶喊多年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夢想：11月10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天下午，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決定。
事實上，加入WTO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影響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顯現出來。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就是中國政府應對WTO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其結果是整合後的國有大型企業的全線飄紅，紛紛創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盈利水平的最高紀錄。
在過去的幾年裡，國有大型企業的「換血重生」出現了三種狀況。一是大規模整體海外上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石油等先後在紐約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國有公司集體「闖海」，絕不僅是個普通境外融資問題，從中可以看出主動變革的巨大決心和痛苦抉擇。二是基於打破壟斷、增強競爭的大跨度拆分重組，在世人對電信等行業的一片指責聲中，「寡頭」們不動聲色地對自己舉起了手術））。中國電信一分為五，中國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國民航醞釀重組，中國有色金屬集團就地解散，中國五大軍工集團五分為十，幾乎所有的老牌國有公司都在「分家」。
三是國有公司的企業家群體浮出水面，初顯企業家本色。作為上市和重組兩大變革的直接操作者，這個一貫低調求穩的群體被推上浪尖，他們身上的企業家潛質得到前所來有的激發和展現。
另一方面，盤踞中國多時的跨國公司也隨即調整自身戰略，掀起了一場獨資化的浪潮。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外資辦廠都要在國內有一個合資的夥伴，譬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在各地的罐裝廠都必須與國營糧油公司合資，寶潔的合作對象則被規定為地方國營的日化工廠。但中國加入WTO後，這種限制逐漸取消，一些已經合資的跨國企業立足已穩，便通過各種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資人，完成了獨資化的轉型。日本松下向媒體證實，「在中國設立的50家松下合資企業都將謀求獨資」；生產手機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也作出了這樣的決策，董事會決定在未來五年內對中國的投資增加到100億美元，同時，董事們認定「獨資是中國人世後合資公司的一個自然選擇」；碳酸飲料市場放開後，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兩大巨頭也相繼實施堅決的獨資行動，後者甚至不惜與原來的中國合資方挑起一場國際仲裁風波。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准壟斷領域。在改革開放的前、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和生產洗髮水的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但跨國公司後來發現，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搏殺，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要取得決定性勝利非常艱難。2001年之後，跨國公司開始轉入資源性行業，並首先獲得了投資合作權。
例如，通用電氣在1992年進入中國後一直發展不順，但後來將投資重點從民用產品轉移到了技術含量更高的基礎工程上，通用電氣的工業照明、醫療設備、燃氣輪機、風機、水電發電設備、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項目投資都在中國獲得很好的回報，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的禁入地帶。
由於對中國前景的一致看好，跨國公司的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了對中國的業務布局。2001年前後，滙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此前已經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資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據《經濟觀察報》披露，早在多年前，摩根土丹利就與中國建設銀行等組建了「迄今為止本土唯一和最優秀的一家合資投資銀行一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並持有35%的股份。2001年10月，中國首次允許外資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在第一次招標會上，摩根士丹利獨家獲得價值10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這些不良資產分布在全國18個省市，涉及地產、紡織、冶金、醫藥等行業的254個公司和工廠，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很顯然，這些不良資產是「國退民進」戰略產生的剩餘價值。
就在跨國資本不斷滲透、國有資本強勢重組的同時，「第三力量」民營資本也在奮力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
一家民營企業持有了民生銀行7.98%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此前在國有銀行全面壟斷的金融領域，民營企業想要分一杯羹簡直是做夢也不可能的事，民生銀行固然弱小，但卻是唯一試驗性質的、產權清晰的商業銀行；一位海外歸來的企業家敏感地發現了中國電信業兩大巨頭之間的市場空間，將一項在海外已經被淘汰的技術變成了他的「魔棒」，他所創辦的企業UT斯達康一度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值高達260億美元；草根出身的浙江企業家李書福在艱苦奮鬥了近10個年頭之後，破天荒地拿到了政府發放的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許可證，無論結局如何，這家名叫吉利公司的私人企業從此有了參與國際竟爭的機會，這件事很快被解讀為中國加入WTO後產業開放的重要標誌。
總體而言，入世後的中國是令人亢奮的，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門，當中國終於跨越的時候，舉國上下竟有大鬆了一口氣的意味。預言中國的未來與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製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
但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也悄然興起。
一個名叫章家敦的美國華裔律師還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後的強勁衝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五年。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則預言，中國加入WTO的前五年將會出現4 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遲早把這個國家壓垮。事實將證明，上述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正如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布雷斯在談中美關係時所說的，「我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己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