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一年一度的「兩會」在北京召開，此時的中國已經度過了改革開放的20個春秋。3月19日上午10點30分，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鉻基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提問時，慷慨激昂地講了這樣一段話：「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形容，將中國改革推向深入的艱巨性表露無遺。朱鉻基將任滿一屆總理，他承諾在四年內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幣不貶值；二是激活經濟，啟動內需；三是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而在當時看來，最後一項內容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攻堅戰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力保人民幣不貶值是當務之急。1998年初，在東南亞頻頻得手的遊資大鱷素羅斯決定襲擊與人民幣關聯度最高的港幣，他在《華爾街日報》上公然叫囂「港府必敗」。當時正值香港爆發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正是在這樣的動蕩背景下，索羅斯對港幣的狙擊戰打響。國際炒家們一天之內拋售200多億港元，第二天炒家又拋售200億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咬緊牙關照單全收。其後炒家繼續瘋狂出貨，多空激戰空前慘烈，恒生指數一路狂泄到6 600點，比一年前幾乎下跌了10 000點，總市值蒸發2萬億港元。但香港政府很快攜巨額外匯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與炒家直接對抗。
決戰之日，港府終於托市成功，股指企穩，索羅斯鎩羽而歸。
香港之所以能頂住國際遊資的壓力，自然離不開中央政府的背後支持。早在1997年10月底，世界銀行在香港舉辦年會，索羅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俄羅斯總理丘拜斯等都受邀與會，此時的亞洲各國已是一片風雨飄搖，人民幣是否貶值成為年會最敏感而重大的話題。世界銀行專門為朱鉻基舉辦了一個專場演講會。在例行的演講中，朱鉻基鄭重表示，「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此言一出，在場的亞洲各國領袖大鬆了一口氣。《遠東經濟評論》說：「中國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展現了經濟大國的風範。」
為了捍衛人民幣不貶值，朱鉻基承擔了空前的風險和壓力。受金融風暴影響，一向形勢不錯的出口增長率出現下降，國內商品庫存猛增，消費需求嚴重不振。6月份，長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4 150人，直接損失2 551億元。當時，全球輿論幾乎異口同聲地宣稱：
人民幣如果不貶值，中國經濟將舉步維艱。然而，朱鉻基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中國經濟的獨立性和獨特性。
在當時的局勢下，欲扭轉經濟的下行趨勢和消費過冷現狀，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內，啟動內需。當時全國居民儲蓄已高達5萬億元，只要把這部分消費能力釋放出來，經濟復甦或可迎刃而解。於是，朱鉻基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策——催熱房地產。在過去的幾年裡，為了防止通貨膨脹，朱鉻基一直對房地產市場有可能出現的投機行為頗為警惕，採取了抑制發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來，能夠快速啟動內需的，似乎只有房子了。
1998年7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讓住房市場化的空間大大拓寬。
幾乎就在同時，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則頒布了《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規定了住房貸款有等額本息和等額本金兩種還款方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別是允許按揭貸款和取消福利分房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中國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地產熱，無數財富故事在這個領域中演繹。
由於房地產業有廣泛的關聯度，特別對鋼鐵、水泥等資源性行業有很大的帶動性，因而也確實起到了復甦經濟的作用。有經濟學家日後評論說：「這個政策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改善市場需求的轉折點，其效應持續10年。消費信貸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釋放著持續的投資品需求。大量的企業也就是在這之後開始進入投資擴張時期的。由於投資旺盛，整個經濟對於上游基礎部門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續的增長，這為大量地處上游的國有企業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
在朱鉻基上任伊始提出的施政承諾中，「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無疑是最艱巨的一項。現實讓所有人感到尷尬，據財政部的一次通報，國有企業不得不通過財務報表作假的方式來掩蓋現實的窘境。該部對100家重點國有企業1997年到1998年的年度會計報表進行了抽查，結果81%的企業存在資產不實和虛列利潤的情況。發言人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不過，所有的人都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就在發表了「地雷陣」演講的五天後，朱鉻基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畫，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捲業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捲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根據協議，中國膠捲業的七個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企業，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並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個轟動了國際商業界的協議被稱為「98協議」。
中國膠捲業是國有企業的一面鏡子。與家電、飲料等行業一樣，1978年之後的中國膠捲業改造也是從成套設備引進開始的。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各地政府爭相立項，相繼從柯達、富土和德國的愛克發引進了成套的彩色膠捲生產線，其中，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汕頭公元與富土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在短短10年內，中國建成了七家膠捲工廠，成為世界上擁有膠捲企業最多的國家。
國營企業的所有痼疾都在膠捲業集中暴露出來：巨額的重複投資，缺乏技術消化能力，市場競爭乏術，機制僵化而管理混亂。到1993年前後，國內膠捲企業全數虧損，行業總負債超過100億元。面對這樣的局面，連治亂高手朱鉻基都有點束手無策了。
柯達的計畫最早萌生於1994年，這年秋天，柯達總裁在杭州西子湖畔與朱錇基見面時，突然提出了「全行業收購中國膠捲企業」的設想。在場的所有人都覺得荒誕不經，這是預先沒有討論過的話題，甚至連柯達總裁的高級隨從們都是第一次聽說。然而，只有朱鉻基不覺得異想天開，因為在他的心裡，正盤算著另外一局棋。
柯達的方案是誘人的：「在中國政府改革國有企業的過程中，柯達將帶來三樣東西，一個是技術，一個是世界級的管理，一個是至少10億美元的投資。」但柯達同時也要求排他性：「我們請求不要允許任何國外的競爭對手進入中國，因為我們要重組現有的老企業，而他們卻可以從頭開始建造新的工廠。」實際上，柯達的構想正契合了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造乏術的現實，這讓朱鉻基在第一時間下決心冒險一試。
將一個重要的產業全數轉託於一家跨國企業，在中國企業史上還是聞所未聞的做法，也是一招地地道道的「險棋」。
且不說全行業收購直接改寫了傳統的利益格局，這一動議本身就意味著民族膠捲產業的全軍覆沒。在此過程中，朱鉻基始終是全行業購併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批評為引狼入室的「賣國賊」。在一次視察時，他說：「有人說，國有比重下降，私營比重上升，會不會把社會主義變了……關鍵在於經濟命脈，至於那些漢堡包、幾個膠捲、頭髮夾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麼關係呢？」他所謂的「幾個膠捲」，自然是針對柯達收購案而言的。
柯達收購案的通行，標誌著中央政府的國企改革思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以1998年為分界點，此前的主題是經營機制的轉變，此後則是產權的重組與清晰化。有區別的是，前者儘管成效微渺，不過，政策設計卻是非常清晰的，而後者的改革，效果卓著但政策界定始終混沌不清。通過新一屆政府大力推行的「改革、改組、改造」，一場浩浩蕩蕩的「國退民進」運動從此拉開了大幕，並最終在幾年之後完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整合，曾經步履蹣跚的大型國有企業變成了一支「無敵艦隊」。
事後一個不斷引起爭議的話題是，在其後幾年的時間裡，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通過各種方式完成了產權革命，但由於「國退民進」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泛運動化和法制監管空缺的特點，到底有多少國有和集體企業在轉制的過程中實現了巨額財富的重組，是一個永遠也沒有答案的謎，後來在各種財富榜上出現的富豪們相當一部分都是這場改革的最大獲利者。因而，它又被人稱為「最後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