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仍沉浸在香港回歸的喜悅之中，一場席捲亞洲各國的金融風暴已悄然襲來。
這場金融風暴從泰國開始。2月，一個名叫喬治·索羅斯的美國投資家領導的量子基金最先發起了攻擊，它瞄準經濟過熱、出現赤字危機的泰國，開始大肆拋售泰銖，使泰銖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泰國政府動用5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200億美元借款來干預匯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銖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一天之內，泰銖大跌20%。投資家們隨後迅速衝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裡，這三個國家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兩個多月里也瘋狂貶值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剛剛還被中國企業家視為標杆的大宇集團轟然倒塌。
儘管中國對國際資本實施了金融管制，沒有受到金融風暴的直接影響，但隨著整個亞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過。股市陷入低迷，消費市場冷清，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漸釋放，通脹率幾乎下降為零，但是，消費過冷的景象卻同時出現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到1997年中，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6月份，國家經貿委、內貿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不得不聯合成立了全國庫存商品調劑中心，以求加速企業商品流通。這種積壓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時出現過一次。
隨著市場環境的驟然變化，中國民營企業迎來了一個突如其來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經風雲一時的明星企業陷入困局。但中國的經濟變革常常讓人生髮峰迴路轉、否極泰來的感慨。歷史從來不是按照人們預想中的路線一絲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況是，一條又一條的岔路總是在最意外的。
時刻出現，它讓人們的智力和承受力面臨極限的挑戰。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陡然爆發以及國內市場的空前蕭條，卻「意外」地讓中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進程突然加速。
事實上，國有企業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
這年1月，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各項數據表明，局勢已到了十分危險的底部，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只有3 .29%，大大低於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個大的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國有工業的負債總額已佔到所有制權益的1.92倍，企業自有資產不足以抵償其債務，換言之，就是整個國有企業集團已處在資不抵債的境地。
鄉鎮企業同樣遇到了問題。在過去20年，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並駕齊驅，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產權不清晰，集體經濟已經染上了國有企業的各種弊病。一位官員在一次大會上公開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這段話被視為官方對蘇南模式的一次集體反思。此後，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到2002年底，在蘇南地區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誌著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徵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主流。
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
至此，關於國有企業該不該進行產權改革的爭論宣告結束。
《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中共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思想廓清之後，政府開始大）J闊斧地實施「抓大放小」，但思路卻發生了轉折。在此之前，「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防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副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出這種命運嗎？
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有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有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這一國策之確定，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成長邏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