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德國斯圖加特體育場一片沸騰，中國運動員一舉囊括了第四屆世界田徑錦標賽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銀、銅牌和10000米金牌，並打破兩項世錦賽紀錄。
直到多年後，很多人還清晰地記得被譽為「東方神鹿」的王軍霞身披國旗滿場飛奔的鏡頭。
這無疑又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同樣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在2月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此後，各種帶有明顯計畫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英國《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實驗驚人地相似。」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畫經濟國家。在民間，私營經濟快速發展，「投機倒把」成為一個歷史名詞，鄉鎮經濟如火如茶，資本市場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已初步運行。但與此同時，隨著改革走入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的矛盾也凸顯出來，單靠「摸著石頭過河」已無法應對新的形勢。
在鄧小平的力薦下，從1991年起，具有豐富的經濟管理經驗的上海市委書記朱鉻基赴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在此後的12年中，他一直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改革走向。這意味著一個新權威主義時代的到來。
擅長治理的朱錇基先是以清理「三角債」樹立了自己的權威。由於「價格闖關」的失敗，加之隨後而來的宏觀調控導致生產不景氣，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資金已司空見慣，在很多地方，「討債學習班」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儘管國家有關部門想方設法，但到1991年，「三角債」已累計達3 000億多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為清理「三角債」，朱鉻基趕赴債務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鎮，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在此後的半年多里朱鉻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 283個，收到了乏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
從某種意義上，朱鉻基的出現是一種必然。一方面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如脫韁野馬，勢不茫擋。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 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五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另一方面，供求繼續失衡，金融秩序混亂，國有企業改革仍無實質性進展。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1993年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0%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繼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鉻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矛頭直指民間日益失控的非法集資。此前，一家打著高科技幌子的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集資10億多元，投資者達10萬之眾，其中個人占集資總額的93%，一場瘋狂的圈錢遊戲愈演愈烈。但這家公司很快撞到了親自兼任央行行長的朱鉻基的槍口上，得到了政府最嚴厲的懲處。
一切深層次的改革歸根結底都涉及到利益分配，對真正的改革者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考驗。隨後，朱鉻基頂著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千上百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則讓人不寒而慄。鑒於這種現狀，有經濟學家提議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由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1993年7月23日，朱鉻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台。為了說服各省，朱鉻基在隨後的兩個多月里奔波於全國，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1994年到2002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 .5真90，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 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鉻基還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畫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此前的官方匯率1：5.7貶值330%——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除了清理三角債和進行金融大變革之外，朱鉻基主政的「第三戰」針對國有企業。在此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做文章，但收效甚微，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儘管國有企業領域湧現出一批敢於嘗試、勇於創新的改革先進人物，但其結局都趨於黯淡。
山東一個叫諸城的小縣城很快吸引了朱鉻基的注意。這個小縣城在國企改革方面走得更遠，當地政府的經驗可以歸結為一個字：「賣」。對於那些效益低下的國有中小企業，政府的思路很簡單，那就是想盡一切方法把包袱丟出去，按照中央文件，「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當地政府聲稱：「十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從今天開始，咱兩家的關係變了，變成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結果，政府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七種形式，將全市272家鄉鎮辦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都出售給了個人，由此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但在朱鉻基看來，諸城的大膽嘗試值得肯定。對於無處不在的國有企業，政府不可能鬍子眉毛一把抓，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只有國有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振興無望。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私營企業也不斷發展，同時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藉助的商業力量。
另外，隨著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有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
正在此時，有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學者們進一步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裡，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到1 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