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旦，人們打開當天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里看到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
2月，剛剛過了春節，百萬民工「進城潮」又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腳亂。由於「價格闖關」的失敗，政府不得不迅速開始治理整頓，很多建設項目下馬，約有500萬農民建築工返鄉，而此時在鄉村，整頓也使得大量鄉鎮企業倒閉蕭條，民工們只好再次涌回城市裡找工作。春節後，從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發的數百萬民工就把全國的鐵路、車站擠得客流爆滿，各大中城市的就業和治安面臨巨大壓力。3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進城」。
形勢嚴峻，私營企業成為政府治理整頓的第一個對象。
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從5月開始重點普查私營企業的稅收，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個體戶偷漏稅情況非常嚴重，佔到企業總數的80%」。一場全國性的偷漏稅打擊行動開始了。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 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整治的第二步是清理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它們被認為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新興的家電業成為整治的重點，其中增長最快的冰箱業則是重中之重。在過去的三年多里，儘管各部門對非定點企業大加壓制清理，按規定它們不得進口一台壓縮機、得不到一噸鋼材，甚至不能得到檢測報告、不得在媒體上做廣告，但是，這些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搞到了國產或進口的原材料。非定點的冰箱廠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建越多。
在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廠，其中一些非定點企業已經達到年產10萬台的規模，比很多定點企業都要龐大而先進。相映成趣的是，一些國營企業在得到定點資質四年後，都沒有裝配出一條生產線，連廠房也沒有結頂。
1987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由於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12年改革所積累出來的變革形象及成長銳氣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便是在這樣的情景下，物價闖關失利加之隨後而來的社會動蕩和經濟低迷，讓中國的決策者對未來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進的思路漸漸退潮，一種漸變式的改革理念成為新的主流。1989年，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此後，「穩定」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名詞，《人民日報》在第二年元旦社論中寫道：「只要保持穩定，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出乎一些西方學者預料的是，中國並沒有崩盤。以1990年召開的亞運會為起點，宏觀經濟從過熱轉入平穩，重新啟動開放再次成為發展的主題。1990年2月，專程南下到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提出要開發浦東，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開發政策的確立，讓上海再度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龍頭，其長遠效應十分巨大。從1990年到2004年，浦東的GDP從區區60億元增加到1 790億元，浦東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業總產值、1/2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和1/3的利用外資總額，等於在15年里再造了一個上海。這裡成為中國金融的核心區，以及跨國公司總部最密集的區域。按1990年的中央規劃，浦東的優惠政策將享受15年：到2005年，就在這個期限到來之時，國務院又批准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其試點效應繼續延伸和擴展。
如果說，浦東開發是上海起飛的戰略一翼，那麼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則無疑是另外一翼。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亂中開業，朱鉻基致開業辭。交易所負責人敲完鑼後竟興奮得當場暈倒，畢竟中國人已經有40年沒搞過資本遊戲了，所有人都手忙腳亂。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將開市之前，不甘落後的深圳已搶先「試開市」。
由於倉促搶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跟擁有電腦交易系統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達股票8 000股，採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
然而，就在人們重塑信心、趨於平靜、逐漸走出經濟低迷的時候，由於對經濟的波動仍心有餘悸，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局持續「惡化」，一場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卻愈演愈烈，一時間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姓社姓資」又成為爭論的焦點。受此影響，各級政府官員摸不透未來的方向，開始徘徊不前。
歷史的使命再一次落到了已經宣布「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身上。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一次講話，先後發表了三篇署名為「皇甫平」的評論，文中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再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評論一出便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它並未標註出思想的來源，引起一些人土的指責和圍攻。某雜誌在4月20日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另一本雜誌推出《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
事情終於在1992年春天發生了變化。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他一口氣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觀點，為後來的中國指明了方向：「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面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
兩會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每年3月份「兩會」先後召開全體會議一次，每五年稱為一屆，每年會議稱X屆X次會議。
3月26日，一篇1.1萬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刊發，第二天，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轉發。以往此類重大報道均由《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統一首發，這篇通訊的非同尋常實在耐人尋味。而通訊的發表之日，正值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它所誘發的轟動和新聞效應可以想見，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此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同時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在十四大的閉幕式上，鄧小平面帶微笑地向與會代表們招手，這是這位老人最後一次出現在黨的代表會議上。
一個戲劇性的插曲是，鄧小平南巡後的熱浪首先從股市爆發。這一年的8月7日，按照深交所發布的公告，將發售新股抽籤表500萬張，中籤率為100%，每張抽籤表可認購1000股，發售工作將在兩天後開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證立刻淹沒當地郵局，兩天內約有150萬人擁向只有60萬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誰知原定銷售兩天的抽籤表僅兩個小時就宣布發售完畢。上百萬人興沖沖而來，苦候兩天兩夜卻兩手空空。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無法控制情緒的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馬路全部癱瘓，商店被砸，警車被燒，政府出動大批防暴警察並拉來了高壓水龍。一個意外的結果是，這起猝然爆發的事件讓公眾及政府看到了資本市場的潛在能量，從而也直接催生了中國證監會的誕生和股市的火爆。
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30年劃分為兩個階段，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