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後的今天，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海南島已經成了一個傳說。除非當年身臨其境，否則人們很難想像在這片島嶼上曾經發生過的一場狂歡。幾乎是一夜之間，前方勝利的消息不斷傳來，浩浩蕩蕩的數十萬「下海大軍」向同一個目的地進軍，他們中很多人都賺到了大錢，又在很快到來的宏觀調控之前完成了「勝利大逃亡」。在他們的創業生涯中，小小的海南無異於革命聖地延安。他們當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在這裡揮灑著青春，不經意間勾勒出一個最具有時代特徵的片段。
就在1984年初鄧小平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
此前的海南不過是一個孤懸在南海之中、面積約3.5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作為軍事前哨，這裡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島上一派祥和的田園風光，民風淳樸；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葉，這個島嶼突然從大後方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命運之神終於來敲門了。
下海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些不滿於現狀的人放棄計畫經濟下較有保障的就業體系，轉而經商的行為。
延安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城市，1967年至1948年間曾為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
也許是命運來得太過突然，當地政府還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為了跟上形勢，決策者們想到了「草船借箭」，簡言之，就是把中央的特殊政策轉化成真金白銀。按照國務院的一份文件，「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包括國家控制進出口的商品）。」善於變通的海南人很快發現了快速致富的捷徑，一時走私成風。
閘門一開，事態迅速變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還是一個官貧民窮的偏遠之地，當時全島的財政收入只有2.856億元人民幣，用當地官員的話說，「連開工資都不夠。當時的公社改成鄉和鎮要掛牌子，有的公社連掛牌子的錢都沒有，徵兵寫標語買宣傳紙的錢都沒有，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海南人來說，無疑是在家門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 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連政府高層日後都無奈地承認，「連幼兒園都來搞汽車批文，因為批文可以變錢……外地沒有批文，海南島可以有批文啊，他轉手之間把這些批文給別人，那不就賺錢了嗎？」
草船借箭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典故。傳說在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孫權和齊備的聯合軍隊與曹操在赤壁舉行大會戰，雙方隔著長江相對峙。戰前，齊備的主要謀士諸葛亮率領20艘布滿草靶的小船，借著大霧靠近曹操的營地。曹軍不知虛實，便向船隊放箭，許多箭射在草靶上，統計下來，總共有10萬餘枝。諸葛亮就這樣巧妙地獲得了大量重要戰爭物資。
這年夏天，海南島幾乎人人都在談論汽車。隨便到哪間茶樓、飯館、旅館、商店、機關、工廠、學校、報社，直至幼兒園、託兒所，聽得人頭昏腦脹的一個辭彙，就是「汽車」。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進口汽車才2 000多輛，到7月份，當地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黑市外匯變得公開化了，價格瘋狂飆升，美元和人民幣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而1984年7月以前的官方匯率僅為1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人們帶著大包小包的人民幣，涌到珠江三角洲換港幣。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從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礦的氣味。當時其他地方進口家用電器、汽車、摩托車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國務院審批，但海南島卻擁有自己進口的特權，誰都判斷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間，於是，「到海南去倒汽車」成了那時最誘人的商機。
但海南熱很快在半年後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棟棟「爛尾樓」矗立在風雨中，向人們訴說著往日的輝煌。由於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常常會發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現象，一旦經濟特區的門戶打開，全中國的資源都會瞬間向「窪地」集聚，引發無法估量的共振效應，以至於決策者不得不再次治理整頓。
在海南熱的帶動下，20世紀80年中期，整個中國都處在經濟「發燒」的狀態，基礎信貸資金猛增，中央銀行連夜趕印鈔票，全國各地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引進外國設備潮。
據統計，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15條複印機生產線、35條鋁型材加工生產線、22條集成電路生產線、6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僅廣東一省，就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飲料罐裝線、22條食品麵包生產線、12條傢具生產線。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一批工程師、技術員和包裝工來到了法國的工業城市瓦爾蒙，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把已經破產的博克內克特冰箱廠的設備盡數拆去，5 000噸設備裝上了輪船、飛機和火車，啟程運往天津，在那裡的一家工廠里它們將被重新組裝成一條每天生產2 000台新冰箱的生產線。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在整個歐洲，中國的代表團手中拿著想要物品的清單，到處搜尋二手貨的工廠和設備，這已經是一種趨勢。對歐洲的公司來說，這些設備如果不賣，要麼被毀掉要麼閑置不用，中國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貿易夥伴，因為它總是付現金。」然而，到1985年底，全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37.8億美元，相當於出口總額的52%。
爛尾樓指已經辦理用地、規劃手續，項目開工後，因開發商無力繼續投資建設或陷入債務糾紛，停工一年以上的房地產項目。因為產權發生糾紛、工程質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停工的項目，也算作爛尾樓。
隨著經濟過熱，企業生產資料出現緊缺，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利益，一個名叫「價格雙軌制」的政策終於出台了，由此引發了中國經濟的一次強烈震動。「雙軌制」的意思是， 一種生產資料存在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家掌控的「計畫內價格」，針對國有企業，一種是市場化的「計畫外價格」，針對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後者的成本要遠遠高於前者。
大大出乎決策者預料的是，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馬上演變成了一場瘋狂的遊戲。「手眼通天」的倒爺們四面出擊，利用價格差倒買倒賣，一噸鋼材經過幾次倒手，價格可以翻上一番。在暴利的驅使下，各種國家統配物資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市場，國家指令性計畫徹底失去了嚴肅性。事實上，在執行「價格雙軌制」的年份里，國家統配物資從來沒有完成向國家供貨的合同，那些遵守國家調控計畫的國營企業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說，得益於這種畸形價格制度的倒爺階層是壓垮計畫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據學者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僅在1988年，全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就超過1 500億元，加上銀行貸款的利差和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三項合計價差達3 500億元以上，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
面對如此後果，一位當年倡議「雙軌制」的經濟學家後來苦笑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對於「價格雙軌制」的歷史評價，在經濟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雙軌制」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並造成了大範圍的貪污腐化，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問式的：如果不實行「雙軌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繼續計畫單軌，要麼採用休克療法直接進入市場單軌。前者沒有效率已是不爭的事實，後者則會造成更大的混亂，而且事實上帶來了很多困難。原因首先在於，市場開放以後，原有經濟格局並不能馬上改變，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會利用特權抬高價格，在正常的經濟鏈條沒有理順以前，經濟會隨著價格的放開劇烈波動。相比之下，「雙軌制」一方面保留了計畫價格，同時放開一部分市場，雖然滋生了貪污腐敗，但這種制度也讓非國有經濟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得以在「雙軌制」的遊戲規則下快速成長。
今天看來，關於「雙軌制」的爭論其實反映出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在一個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歷史的國家推行市場經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任何一場改革都要付出代價。常常困擾政府的是，既要維繫國家的穩定，又要激活市場最基本的細胞——企業，而多種所有制的企業組織在一次次經濟熱浪中又不可避免地混雜在一起，對於決策者來說，如何循序漸進地進行市場化改革本質上是一項平衡的藝術。儘管政策的出台會引起經濟的一時波動，但幸運的是，中國從此再也沒有走回頭路。
但令人焦慮的是，全民性的心態失衡已經暴露無遺，每個人都在打聽賺錢的門道和機會，價值觀正在重建。《人民日報》的三位年輕記者在《中國改革的歷史方向》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