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是一個充滿暗示和懸念的年份，當這一年的鐘聲敲響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沒有看到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所預言的一個專制時代的來臨。此時的中國則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全民經商熱正在席捲全國，人們之間的問候語從「你吃了嗎」變成「你下海了嗎」，在北方甚至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表明，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計程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則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
這無疑是一個充滿激情和喧囂的開始，中國人彷彿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狂歡年代。
這一年1月，鄧小平來到已是早春天氣的廣東。就在不久前，北方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後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幹部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一『特區姓『資』不姓『社』了。」
這一次，鄧小平要親眼看看特區究竟變成什麼樣子了，他一路上不講話，也不表態。
隨後，鄧小平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裡，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有這個評價。至此，繼1981年後關於經濟特區的又一次爭論終結。
也正是在這一年，隨著改革從農村向城市推進，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們紛紛上路了，日後很多名揚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其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也許從一開始，他們就註定要走上一條崎嶇坎坷的命運之路，但幸運的是，他們都活了下來。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上級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後來回憶說：「歡迎我的是53張請調報告，上班8點鐘來，9點鐘就走人，10點鐘時隨便在大院里扔一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
到廠里就只有一條爛泥路，下雨必須要用繩子把鞋綁起來，不然就被爛泥拖走了。」為了加強管理，他上任後的第一條規章制度就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還有一次他當眾砸毀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十多年後，他創辦的海爾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家電製造企業，並以其良好的企業形象和服務意識贏得了用戶的歡迎，成功地打入了國際市場。
租界指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及日本通過各種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政府在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供這些國家的僑民居留和經商的特定區域。租界分為一國單獨管理的租界和幾國共同管理的租界兩種。列強在租界內設立市政管理機構（工商局），行使行政和司法權力，而中國政府一般不敢幹涉其內部事務。租界在中國被視為主權喪失的象徵。直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和租借地，租界的歷史才在中國宣告結束。
在北京中關村，每天在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機構工作卻無所事事的技術工程師柳傳志終於耐不住寂寞創辦了一家公司，地點設在單位原來的傳達室一間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他信誓旦旦地對領導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創業之初，他像個沒頭蒼蠅一樣騎著自行車每天在北京街頭瞎轉。他先是在單位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錶和旱冰鞋，然後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
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創辦的這家小公司日後成為IT行業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年後競收購了美國電腦巨人IBM公司的PC業務，與世界行業巨頭展開面對面的競爭。
在火熱的深圳，一位不久前還整天忙著倒賣玉米的年輕人王石創辦了一家商貿公司，他發財的秘訣在於利用特區的政策優勢賺取「倒爺」手中的外匯兌換差價。隨著內地對特區進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擴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後一路風雨走來，帶領自己的團隊大舉進軍地產，終於造就中國最成功的地產企業之一。
在珠江三角洲，一個小縣酒廠的廠長李經緯因為到廣州出差看到人們喝可口可樂，於是萌發了辦飲料廠的想法。他偶然聽說有人開發出了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複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要求合作。不久，一種被譽為「東方魔水」的飲料健力寶開始風靡全國，此後15年，這種飲料一直被視為「民族飲料第一品牌」。同樣是在1984年前後，軍醫大學教授趙新先帶著自己的產品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並一度成為中國最著名的製藥企業老總。
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李東生利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闢自己的工廠，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日後成為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在廣東順德的一個小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藉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打造出了中國第一台雙門電冰箱。試驗成功那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號啕大哭。
這是一段讓很多企業家自豪卻又不願意多作回憶的歷史，在創業初期，他們幾乎無一不在灰色地帶完成了原始積累。他們出身不同，秉性各異，卻無一不充滿激情，渴望闖出一個新世界。雖然他們中很多人才剛剛開始學習市場經濟的「ABC」，但他們的創業精神和生存智慧仍令人難忘。在此後的20多年裡，這些企業家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斷接受市場化、全球化的洗禮。
就在第一代企業家開始創業的時候，「籠子」里的國有企業卻依然是政府的「老大難」。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國有骨幹企業55位廠長、經理聯名發表了一份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並在《福建日報》上全文刊登。他們抱怨「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異口同聲地要求「鬆綁」。其具體要求，一是人事權，企業管理幹部除工廠正職由上級任命，副職由廠長提名、上級考核任命，其餘幹部通通由企業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預；二是財權，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由企業自己支配使用，有關部門不得干涉；三是企業自營權，在完成國家計畫指標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組織原材料所增產的產品，允許企業自銷和開展協作，價格允許「高進高出」、「低來低去」。當地政府當即下文表態：
「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鬆綁放權』。」一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放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讚賞。
這封「公開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籲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這一呼聲很快成為共識。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後又作出《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直到兩年後，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客觀地說，在整個鄧小平時代，政府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一天也沒有停過，無論是承包制還是廠長經理責任制；但由於產權不清，單純靠「內部改造」提高效率的思路最終無法奏效，那些試圖在既定的體制框架下拯救國企的改革家們曾經風雲一時，但最後的結局也只能是曇花一現，正所謂「基因決定命運」。不過歷史的另一面是，正因為有了國有企業的步履蹣跚，才給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