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由於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請了12個僱工。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經典論述：「僱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那麼，這個小商販究竟算不算剝削，算不算資本家呢？於是，一場帶有濃烈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當時瓜子工廠已經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 000公斤，賺的錢據說已過100萬元了，但關於「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還塵埃未定。最後還是鄧小平一錘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他建議對私營企業採取「看一看」的方針。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一個小小的商販竟能掀起如此爭論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日子裡，私營經濟在很多人眼裡還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尾巴」。
事實上，就在內地的人們為「傻子」瓜子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民營經濟的火種早已在廣東、福建、浙江一帶點燃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工廠」如雜草般蔓延。
個體戶個體工商戶的簡稱，是指生產資料屬於私人所有，主要以個人勞動為基礎，勞動所得歸個體勞動者自己支配的一種經濟方式。個體工商戶有個人經營、家庭經營與個人合夥經營三種組織形式。個體工商戶可以在國家法律和政策允許的範圍內，經營工業、手工業、服務業、修理業及其他行業。由於個體工商戶對債務負無限責任，所以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不一樣，不具備法人資格。目前，個體戶的數量在急遽減少。
在浙江溫州，一艘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偷運進來，但法不責眾，當地政府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貨便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前來採購包括走私貨在內的大膽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3 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造作坊。到1983年前後，溫州的家庭工業已有10多萬戶，從業人員40萬人，常年有10萬人奔波於全國各地，推銷產品和採購原料。後來有人用「四千精神」來形容這「10萬創業大軍」的艱辛：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跑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今天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在做生意，那樣一種建立在血緣、鄉緣基礎上的企業組織令人生畏。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往往是失業者、返城「知青」、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體制之外，為了生活被迫走上經商創業的不歸路，但他們中卻不乏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新者，而且有著驚人的適應能力，只要有一線陽光，他們就會發瘋似的拚命生長。
與在夾縫中成長的私營企業相比，同時期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興起則頗有些戲劇性。
改革開放後，為了解決農村問題，政府開始鼓勵社隊企業的發展，明確規定：社隊企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積極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也要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但不能搞「無米之炊」，不搞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業，不能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不能破壞國家資源。但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不缺乏智慧，他們中不乏深諳國情、嗅覺靈敏同時又有魄力、敢於實幹的人，為了生存，一些頭腦精明的農民早就偷偷搞起了副業。
知青有知識、有文化的青年人的簡稱，實際上指的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大多在城市的中小學校受過教育，根據「上山下鄉」這個特殊的政策，由政府組織，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陸續到鄉村、集體場隊或國營農場從事農業生產。總數估計達到1600多萬。
在浙江蕭山，一位土生土長的農民每天騎著輛破自行車走街串巷到處收廢鐵，有人要什麼他就生產什麼，令人驚異的是，他已經這樣悄悄幹了10年。1978年秋，這個叫魯冠球的農民開始專門生產汽車易耗零配件，為了打入市場，他在只准國有企業參加的行業交易會門口支起小攤，以低於國有企業20%的產品價格出售產品；1993年，他所創辦的企業成為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在江蘇江陰的華西村，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同樣早在舉國上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就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日後他一手打造出了一個工業王國，甚至生產了一種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煙；1999年，這個村子成為中國第一個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的村莊。
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窪地上，同樣是村黨委書記的禹作敏也辦起了自己的大工業，聲名顯赫一時，後來這裡一度成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的幽靈已經安然降臨中國大地，改革開放度過了充滿爭議的初期，歷史的車輪無法再度逆轉，生活中的人們都意識到世界變了，民間的力量如泉涌般四處漫流。隨著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論斷，發財致富日漸成為全民共同的願望，一個物質化的年代滾滾而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