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一個遠在南海邊陲、毗鄰香港的小漁村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沒有人想到這塊彈丸之地日後會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經濟發動機」。
鄧小平為這個地方發明了一個新名詞——「特區」，其主旨無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就曾提出「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只不過當時少為人注意。他一口氣列舉出十多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鄧小平選擇與資本主義世界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作為開放的突破口無疑是一次新的冒險，也是他「摸著石頭過河」的又一次嘗試。「特區」的提出，意味著鄧小平開始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之路，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由於「天高皇帝遠」，東南沿海遠離內地，計畫經濟影響弱，即使實驗失敗也無關大局。
深圳的巨變本身就是一部鮮活的中國改革開放史，最早來深圳淘金的移民們都將從此展開自己的戲劇人生。
深圳特區初創時，除了特殊政策，國家只有3 000萬元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於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換錢。1980年1月1日，深圳簽下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但在當時卻被認為是「賣國行為」。終於有人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
據說當時深圳的幹部幾乎人人記得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當場背誦。1982年，特區人把一塊巨大的廣告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樹在蛇口管委會門口，這一標語迅速風靡全國，成為那個時代最經典的改革口號。
土地迅速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最早登陸的香港商人首先嘗到了甜頭。按照深圳制訂的土地使用費標準，價格僅相當於河對岸香港的1/11。深圳用這筆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據統計，從1980至1985年，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施76.3億元，建成了—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事實上，隨著深圳等一系列經濟特區的出現，大量的資本和人才向東南地區聚集，與此同時，一個市場轉型期所特有的經濟怪胎——「倒爺」——也隨之浮出水面。在那個火熱的年代，「倒爺」往往是一些神通廣大的人，他們不僅對商品價格有著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長在灰色地帶進行各種各樣的「尋租」活動，他們中很多人輕快地遊走於北京和深圳之間，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終，這群「倒爺」像螞蟻一樣把僵硬的計畫流通體系啃得遍體鱗傷。
在各路「倒爺」們的推波助瀾下，深圳很快成了人們趨之若鶩「賣全國、買全國」的「大本營」，一些內陸省份的政府紛紛到這裡開設貿易公司，巧妙利用深圳的優惠政策進行貨物的倒賣流通。香港亞洲研究中心的陳文鴻博士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當初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袁庚等人提出的深圳四個發展目標到1983年都已漸漸偏離：「產品以出口為主」，實際上進口多於出口4.84億美元；「引進以先進技術為主」，實際上引進的主要是中國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設備；「投資以外資為主」，實際上外資只佔投資的300%，而且絕大部分是港資；「結構以工業為主」，實際上當年深圳工業生產總值為72億元，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多得多。
儘管深圳特區的崛起有些「走樣」，但應該承認，這個彈丸之地的示範效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深圳的成長之路並不總是充滿陽光雨露，一種幾乎是宿命式的煩惱從來沒有斷過，每當宏觀經濟發生波動，人們很容易用異樣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個急先鋒是不是走得太快了點。兩年後，由於物價上漲，中央財政吃緊，國家開始第一次宏觀經濟調控，1982年個體經營初興，做時裝生意的姑娘難免羞怯。
圍繞深圳特區的一場風波也接踵而來。多年後，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回憶說：「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廣東省委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
1979年是中國經濟的細胞復甦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開放素開始復活。3月，北京成立了外匯管理總局，全面管理人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中國中央電視台組建了廣告部，20年後它將成為中國最強勢的廣告播出商；5月1日，著名的老字號「全聚德」烤鴨店重新掛出了招牌；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土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間集資方式創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它後來被認定為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第一家廣告公司也在這個有著百年商業傳統的城市出現，在3月15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廣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土的雷達牌手錶。同一天，雷達表還在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個電視廣告，由於時間和操作上的原因，這條廣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說，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雖然當時中國懂英文的人並不多，但是在三天內，到黃浦區商場詢問這個品牌手錶的消費者超過了700人。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香港學者張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論文中不無大膽地寫道：「我推測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我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他在論文的註腳中還說：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十多年後，他因為這些預言而聲名大噪，到2000年前後，「私有產權」成為一個被公開運用的名詞，2004年，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權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與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之路一樣，中國的改革歷程在曲折中不斷前進，其結果往往出乎當事人的預料。當改革遇到困難，各種新舊勢力的矛盾錯綜複雜的時候，歷史常常會作出新的選擇。從這一點說，中國經濟的再生能力極強，正如鄧小平所一再強調的那樣：「發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