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古話：「萬事開頭難。」對於雄心勃勃的鄧小平來說，要想啟動百廢待興的中國，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錢從哪裡來」。
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區區1.67億美元，聊勝於無——到30年後的2008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7萬億美元，整整增長了1萬倍。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開放之初鄧小平曾嘗試用「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國經濟。與毛澤東發動群眾搞經濟的方式不同，這一次鄧小平試圖借用資本主義的錢來造「中國大廈」。
鄧小平曾在一次與中做大一點，搞它500億，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也可以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從煤礦、有色金屬、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都可以儘快開工。根據鄧小平的這段講話，中央政府曾經策划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畫，計畫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等產品的生產，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如礦山、鋼鐵聯合企業和石油化工設備。
在此後很長的時間裡，招商引資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據《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披露，1978年全年簽訂了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額屬於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搶簽的合同。
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國外資本聞風而來。1978年8月，主管汽車行業的第一機械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賓士、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希望它們儘快來考察中國市場。
第一個來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托馬斯，墨菲帶隊的大型訪問團來洽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後來出任副總理的李嵐清接待了他們。在這次洽談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ure)？」李嵐清後來回憶說，儘管中方人員懂得一些英語，但對「joiure」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
緊接著，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而這一談就是整整10年。中國在談判中唯一堅持的是：
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
1979年，第一批3 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發貨方是香港五豐行。在經過了試探性銷售之後，美國方面進而提出向中糧公司贈送一條每分鐘生產300瓶可口可樂的瓶裝線，並達成了一項為期10年，授權中糧公司獨家使用可口可樂商標，在中國大陸生產、銷售產品的協議。中糧希望將第一條生產線設在創辦於1864年的上海正廣和汽水廠，但此舉卻被指責為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中糧公司只好轉而退居北京丰台，由這條生產線上下來的可口可樂主要供應旅遊飯店，但很快這一市場就飽和了。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放寬國外記者的採訪審批權。《日本經濟新聞》駐北京記者岡田抱怨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鍊鋼廠意外地發現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蒸汽式軋鋼機還在使用；《華盛頓郵報》記者傑伊，馬修斯被允許參觀廣西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馬修斯寫道：「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他斷言，「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最有遠見的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膽預言，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從長遠看，「洪水猛獸般的中國產品出口會成為必然」。20多年後，這則預言終成現實。
但事情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順利。外國投資者很快發現，政策環境動蕩不明、基礎工業設施極端落後的中國，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投資國。一位隨大眾汽車前來中國考察的德國《明鏡》周刊記者在他的新聞稿中略帶嘲諷地寫道：「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里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查爾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個感受到這股寒流的美國商人。就在1980年的美國《財富》雜誌上，他還被描述為「去中國淘金的新美國夢的成功代表者」。這位57歲的紐約不動產交易商在中國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在拜訪了中國40餘次後，他得出結論說，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公司。
他得到了中國很多官員的熱情接待，他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數家國有企業的白皮書，甚至包括一些價值上千萬的初步訂單合同，為此他成功地從紐約股市募集了2 500萬美元的資金。
可第二年，艾布拉姆斯拿到的很多訂單合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日後評論說：「600億美元的引資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
許多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
在發現這一計畫無法實現的第一時間，鄧小平迅速地改變了戰略，他開始把重點放在數十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期望通過對它們的放權改造激發出生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國有經濟實力不強的南方進行特區試驗，用窗口效應來吸納國外資本和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