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格外寒冷。新華社記者在當年的一篇新聞稿中這樣寫道：「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這一年，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一種命運的召喚。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也是鄧小平主導中國命運的開始。此前的中國不堪回首，一場長達10年的文化浩劫幾乎讓國家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金融體系上，1978年前的中國，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l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
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使用。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為了避免在可能的戰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工業企業並沒有被放置在擁有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轉戰大後方。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被設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區，並且不計經濟合理性地分散在廣泛的地區，從而喪失了規模優勢，使得經濟效率非常低下。國有企業暮氣沉沉，輕工業發展嚴重滯後，人們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都需要憑票供應。
中國向何處去？一個巨大的命題拷問著每一個對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國人。也正是在這一年，一個小個子巨人——鄧小平——再次走上了歷史的舞台，並在他掌控的時間內主導了中國整場變革的節奏。他有著驚人的堅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徹底的決斷力。
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19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幫」後，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提出和推行的錯誤方針。
在1978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政協主席。隨後他主持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共有6 000人參加了這次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 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雖然此次大會提出的「科學技術要在20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的目標迄今並未實現，但在當時確實讓人們精神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彷彿聽到了時代火車轉軌時的尖厲聲響。
任何一場歷史變革首先都是一場觀念的變革。經過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家正常秩序遭到極大破壞，加上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極「左」思維仍然統治著人們的頭腦。5月11日，《光明日報》突然刊登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作者稱：
「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此文一出，輿論嘩然。幾天後，鄧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並號召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它在思想基礎上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從此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則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
這年夏天，61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紛紛奔赴高考考場。事實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經部分恢複，而全國性的正式高考則是在1978年。他們中很多人當年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不得不離開城市，因為城裡無法提供那麼多的就業機會，現在他們則迫不及待地離開農村。在這支史無前例的考試大軍中，一共有40多萬人重返校園，很多年輕人將從此徹底改變命運。他們中的佼佼者日後或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或成長為優秀的科學家、企業家。
上山下鄉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中國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又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後來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一個細節：
當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時，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一個常常被人們忽略的事實是，1978年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了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髮布建交聯合公報。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變化，說明中國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從此把整個國家戰略放在經濟發展的主軸之上。
大鍋飯指在國有企業中，各工種、單位不按照市場經濟方式經營，待遇不與創造的利益掛鉤，大家無論盈虧，所行相差不多，好像在國家的「大鍋」里吃飯一樣。
儘管所有的政治變化都以北京為中心，不過，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卻並不發生在城市，而是在內地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裡，18個面黃肌瘦的農民藉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神情緊張地在一張契約上按下血紅的指印，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這一條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回顧中國30年的改革歷程，我們常常會發現，最重大的變革往往從民間自發地產生。對於決策者來說，除了必要的勇氣和魄力，關鍵在於懂得如何順勢而為，把人民的創造力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事實上，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還是那麼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90的時候，《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7月份，這家報紙上出現了第一個廣告，從10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
政府呼籲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發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差距竟然有那麼大，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變革每天都在發生。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蘭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至！
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的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這無疑具有象徵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
國門乍開，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對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鮮而陌生，畢竟中國與世界隔絕的日子太久了.與此同時，兩方世界地此與眾不同的國家。1978年底，鄧小平繼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後第二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並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