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之時，嬴政皇帝開始了最後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謀劃。
對於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經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後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經四次巡狩天下了。若從秦王時期的出行算起，則自秦王十三年開始，嬴政的出行與巡狩總共八次，一統之前的秦王出行視政三次，一統之後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時年嬴政二十六歲，第一次東出視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時，桓碕大勝趙軍於河東郡，殲趙軍十萬，殺趙將扈輒。嬴政趕赴大河之南，主要是會商部署對三晉進一步施壓。就秦之戰略而言，秦王這次出行，實際是滅六國大戰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時年嬴政三十二歲。其時，王翦大軍滅趙。嬴政第二次東出趕赴邯鄲，後從太原、上郡歸秦。這次出行兩件大事：一則處置滅趙善後事宜並重遊童年故地，二則會商滅燕大計。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時年嬴政三十六歲。其時，王翦大軍滅楚。嬴政第三次東出，經過陳城，趕赴郢都，並巡視江南楚地，會商議決進軍閩越嶺南大事。
依照傳統與帝國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後的出行稱之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適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說，就形式而言，巡狩並非秦典章首創，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製。《尚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禮記·王制》、《國語·魯語》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記載了這種巡狩政治的具體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領護衛大軍在疆域內視察防務、會盟諸侯、督導政事、祭祀神明。然從實際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實際內容主要在三個方面：一則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則會盟諸侯以接受貢獻，三則遊歷形勝之地。就其行止特徵而言，一則以舒適平穩，一則以路途短時間短，一則以輕鬆遊覽。真正地跋涉艱險，將巡狩當做實際政事而認真處置，且連續長時間長距離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滅六國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時年嬴政四十歲。這次是出巡隴西、北地兩郡，一則巡視西部對匈奴戰事，二則北部蒙恬軍大舉反擊匈奴事。這次出巡的路線是：咸陽——陳倉——上邦——臨洮——北地——返經雞頭山——經回中宮入咸陽。這次路程不長，然全部在山地草原邊陲行進，且多有匈奴襲擊的可能性危險，其艱難險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時年嬴政四十一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河外——嶧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長江——安陸——南郡——入武關歸秦。從路程之遙與沿途舉措之多看，大體是初春出初冬歸，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確立帝國威權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舉措是四則：其一，嶧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禪，梁父刻石，以當時最為神聖的大典，確立帝國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懾逃亡遁海之復辟者；其四，作琅邪台並刻石，系統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這個偉大帝國的直接史料在後來的戰亂中消失幾盡，帝國華夏大地所留下的實際遺迹便成為彌足珍貴的直接史料。譬如嶧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見於《史記》，對於非常注重言論記載的太史公而言，絕不會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馬遷時已經湮滅，或被掩蓋隱藏，而後世重新得以發現。唯其彌足珍貴，不妨錄下三篇刻石文辭 ，以窺帝國風貌——
琅邪台刻石文之後，附記了這篇最長刻石文產生的經過：李斯王賁等十一位隨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會商，一致認為古之帝王地狹民少動蕩不休，尚能刻石為紀，今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天下相與傳頌皇帝功德，更該刻於金石以為表經。於是，產生了這篇專一地全面地敘述滅六國之後帝國新政舉措的文辭。
列位看官留意，這三篇刻石文極易被看做歌功頌德之辭，而忽視了它對歷史真相真實記載的史料價值。就後世史家對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視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兩處事實：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謂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謂一量，統一規定形制尺寸重量也。這一事實是說，秦在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之外，還有一個統一，這就是統一大軍裝備的形制尺度與重量。在諸多史家（包括軍事史、兵器史等專史）與文化人的知識認定里，都以為兵器衣甲裝備的標準化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歷代兵書中，只有宋代編定的《武經總要》規定了各種兵器的尺寸重量。對秦帝國的兵器裝備標準化，既往的通常說法是史料無載，一直到當代考古學者在秦兵馬俑中發現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鏃，方才提出了這一理念。事實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確實無誤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將「器械一量」與「同書文字」並列，可見其重要。《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對此條的解釋是：「內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被人忽視而沒有作為公認史料提出罷了。其二是「六親相保，終無賊寇。」當代人大多激烈抨擊秦政中的連坐制，幾乎沒有哪個史家或學人提出連坐制在當時的實際意義。這一條給我們展示了秦帝國自家的實際解釋：連坐制的實際意義在於「六親相保」，其實際效果則是「終無賊寇」。也就是說，起於戰時管制的秦法連坐制，通過相互舉發犯罪，而達到共同防止犯罪，進而族人親人互相保護的目標。對於社會總體效果而言，沒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沒有賊寇這種罪犯了。因為這一實際效果，秦統一中國之後，連坐制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是推向了整個華夏。自秦之後，後世斷續沿用連坐制而始終不能徹底丟棄，應該說，這種實際效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戰時社會。
就是在這次大巡狩濱海之行的後期，盧生徐福等幾個方士第一次上書皇帝，萬分肅穆地說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請求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從一個方面說，始皇帝親臨大海，眼見其壯闊遼遠，對流傳久遠的海中有仙之傳聞不可能完全拒絕相信，更兼其時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時常發作，遂允准了盧生徐福之請，准許其籌划出海求仙。從另一方面說，其時六國貴族多有逃亡，許多貴族後裔都逃遁到海島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為名目，派出精幹斥候於護衛求仙的軍士之中，以求查勘貴族藏匿之真實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時年嬴政四十二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經恆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後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後來見諸於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伏道側壕溝，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擲嬴政皇帝座車，結果誤中副車，刺殺未遂。但在當時，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沒有緝拿到罪犯。
也就是說，這件震驚天下的大謀殺，案件當時並未告破。
為此，這次大謀殺給帝國君臣敲響了復辟勢力已告猖獗的警鐘，將帝國君臣從「天下和平」、「靡不清靜」的時勢評估中解脫了出來。時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遭數名刺客突襲。若非隨行四武士力戰擊殺刺客，嬴政皇帝也許那一次就真的被複辟勢力吞沒了。博浪沙大謀殺事件，蘭池宮逢盜遇刺事件，是帝國新政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嬴政皇帝與帝國權力的注意力，發生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變化——從全力關注構建文明盤整天下，轉為關注對復辟暗潮的查勘，終於導致了三年之後（始皇帝三十四年）對復辟勢力的公開宣戰。從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謀殺事件，也導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新政宣教，轉變為巡邊、震懾復辟與督導實際政務三方面。這一轉變，從馬上就要到來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軌跡。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時年嬴政四十五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經舊趙之地——入舊燕之地——遼西郡——碣石——返回再經燕趙舊地——經上郡進入邊地——巡視北邊——南下歸秦。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記載得最為簡單，然實際意涵卻最為豐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