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袤的天地間，一株桃樹，枝葉茂盛。
一顆花苞悄悄生長，成形，開放，結果。
風雨交加，寒暑更替，春風與陽光輕拂，雨露共月輝滋潤。
一隻桃子成熟了。
一隻桃子，正在下墜……在寫作這本書的日日夜夜，我的眼前時常閃現出這樣的情景。
這本書，我前後「寫」了六七年。作為新華社常駐浙江的經濟記者，我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專業市場的風起雲湧、跌宕起伏。
當浙江文藝出版社提出由我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便毫不猶豫地擔當了下來。這於我，與其說是因為一種工作上的興趣，倒不如說是為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然而，在真正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卻發現過去的所有觀察無非是對於一個蘊含量豐富的寶礦的淺表層開採。
為此，便有了自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之間的長達一年之久的反覆採訪和大量的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儘管在此期問，我這工作被職業和生活上的種種要事、急事、瑣事一再打斷，但是，日積月累的堅持，終於得到了一定的回報。
現在，我對發生在20世紀末東方鄉土上的這場波瀾壯闊的變革的追記和描述，以及對未來中國農村的走向預想，全部寫在了這裡。
在這期間，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幸運的「摘桃者」。為了這隻桃子的成熟，已經有無數的人們為之付出了無數的心力和時光。我始終為自己能否把他們的風采記錄下來而惴惴不安。
但願這本作業能夠合格。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經暢言道：誰能夠解開中國經濟騰飛之謎，誰就將成為本世紀最後幾塊諾貝爾經濟獎的獲得者之一。
因為，在最近30年的世界經濟演進史上，沒有哪一場變革比12億人口的現代化之旅具有更大、更迷人的人文價值了。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當代中國的經濟神話中，農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階層。當代經濟的最主要的課題：從農業經濟形態向現代工業形態的轉化、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城市化之路等等，無一不在中國可以找到獨特的解答。
我們不得不指出這樣的一個現實：在過去的20年里，農民繼續在源源不斷地向城市提供著糧食、豬肉、棉花甚至土地和人才，與此同時，他們靠黨的政策和自己的力量擺脫了貧困，並令人驚奇地建立起了一大批星羅棋布的城鎮。
在這一過程中，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是一對真正帶來奇蹟的「雙子星座」。前者，完成了工業化的初級積累，後者，則釋放出了巨大的流通潛能和消費空間。
專業市場使鄉鎮企業與現代信息社會之間的溝通成為了可能，中國農民以這種現貨交易的方式，獲得了 城市工業及市民的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這個由他們設立的大擂台上，取得了同台競爭的資格。，儘管站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市場中間，人們驚嘆，人們感慨，但是，似乎很步有人把它當作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類型來解剖和研究。
在我的採訪中，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專業市場的及時出現，鄉鎮企業的壯大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而許多落後地區的觀念更新和擺脫貧困之路，更是要漫長得多。
因此，我要在這裡大聲呼喚現實主義經濟理論的壯大。
作為職業新聞記者，我所能夠做的可能只是「摘桃」而已一種對經濟原生態的直觀描述和帶有濃厚情緒色彩的思考，至於大量的理性分析和論證，只能有待於教授和博士們去完成了。
如果我的勞作能成為這一理論工程的一部分，我就非常滿意了。
在這本書中，我較多地使用了「當代鄉土變革」這一概念。
因為我覺得，無論專業市場也罷，鄉鎮企業也罷，或是在兩者基礎上發育起來的小城鎮熱潮也罷，唯有放到這一大背景下才能完全地發掘出它們的真正意義。
而這一偉大變革的起源，應該從已顯得遙遠的50年代算起。在那個時代，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響亮口號，「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曾是當年中國農民的最高夢想。然而，這一夢想幾經曲折，一直到70年代末才又再次續上，並在今天終於發出了了走在當今中國東南沿海的廣闊鄉土上，我 們會為奔到打的一幕幕風景而感奮，然而，我們又找不到一種共同的模式來描述它們。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山東經驗等等，各地農民正以自己的方式，培植出品種各異的「經濟桃樹」。事實上，差異性和多樣化正是本次中國鄉土變革的最大特點，這也昭示了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和豐富性。
在這中間，我們看到，就浙江而言，它的變革之路既具有很強的共性同時更有相當明顯的獨特性，而專業市場更是其中最顯眼的一隻「桃子」。
「辦市場，看浙江」、「浙江經驗數市場」，這樣的說法正是人們對這個資源小省的高度評價。
在本書的寫作之初，我一直搖擺在兩大主題之間，一方面我企圖探尋中國農村變革的整體軌跡，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想描繪出浙江市場經驗的獨特一頁。
最終，我便以這種搖擺的姿態走完了整個寫作過程。
因為我漸漸領悟到，這兩大主題共生並存，是無法取捨的。而在它們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主題存在，那就是人的革命，也就是一代中國農民在現代化感召下的自我更新和脫胎換骨。儘管我用這四個字作了某一章的標題，而事實上，它才是本書的唯一主題。
我還想說一些與本書關係不大的話。
我要說的是，在當今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身上，還存在著兩種不太為人察覺的弊病。
一種是喜歡「整體評論中國」，喜歡以書生意氣指點江山，將一些新聞、舊聞進行不同的排列組合，再冠之以聳人聽聞的書名和論斷。這類文字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或許可以「警世」。但其實卻並不「識世」。
第二種則是動輒以「西方理論注中國」，喜歡將西方經濟理論中五花八門的流派原樣搬來，套在中國的身上，稍不合身，便憂心忡忡痛不欲生，這種行為其實與許多年前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當作教條來指導實踐一樣僵化。
就在不久前，我還是這兩種風尚的追隨者，凡是有那樣的文章到手必讀，有那樣的新書每本必買。但是，在《農民創世紀》的調研和寫作中，我才發覺過去的自己竟然是一位遊離在火熱時代之外的悠閑看客。
如果不是那些天奔波在各個市場之間，如果不是穿梭於農家村舍之中，如果沒有同那一隻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相握，如果沒有與那一雙雙清澈而執拗的眼睛對視，如果沒有這一切，而僅僅是坐在書齋之中，袖手妄談什麼憂國之心、興國之道，現在想來，實在是極其幼稚的。
在本世紀的30年代，梁漱溟、費孝通等學者曾經帶頭髮起過一次「回到農村」的運動，一些大知識分子別離城市回到鄉村。在那裡，他們收集民謠、實地考察，從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社會學的基礎。
然而以後很久，我們沒有在那片鄉土上看到後來者的身影了。
在寫完本書的最後一個宇的時候，我願意對所有的同時代文化人說：
讓我們離中國更近些罷；讓我們回到人民中去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