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慾望強烈的應廣良、異想天開的王均瑤和金建新、俏麗能幹的范莉娟、俞巧仙以及千千萬萬背井離鄉把生意做出省界、國界去的溫州、義烏商人，這些活潑潑的市場人物，構成了當今浙江農民的新形象群體。
在市場的風浪中，他們不但取得了應有的勞動收穫，同時也正在讓自己的生命發出更絢麗的光彩。他們的知識觀、風險觀等等，都與他們的前輩發生了根本的決裂，在他們的心靈視野中，許多舊觀念、舊風俗早已隨風而去，許多價值都亟待重估。
在80年代，溫州曾經是聞名全國的失學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一度，那裡的童工現象還引起過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嚴重關注。「有錢沒知識」，是人們對溫州的一大印象。
然而，近年來，溫州人「搖身一變」，竟又成了倡學興校的楷模。據當地教委信算，近五年，全市群眾用於教育的捐款、贊助等就達5億元左右。同時民間辦學之風日盛，其規模在全國屈指可數。目前，全市共有個人創辦的幼兒園1800多所；各類民辦職業技術學校100餘所；私立普通中學13所。國內第一所私立外國語學校，第一所私立聾啞學校，也都在這片土地上冒出新芽。
據說，如今的溫州人是最肯在下+一代身上花錢的。在浙江省，出巨資送兒女出國深造的人家，最多是在杭州，其次就是溫台地區。在杭州、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級民辦中學中，人們時常可見溫台、金華人後代的面孔。一位叫李光明的義烏老闆曾經寫過一篇「自自」，表述他對教育和對下一代的心情：
「我們這一輩子，為了擺脫貧困，把什麼都犧牲掉了——從無憂無慮的青春到接受教育到各種享受。現在雖賺下一點錢，但自己已沒有再上學的可能和精力了，於是就一心想讓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誰都知道，把錢留給他們是沒多大意思的，但是如果能用我們的血汗錢為他們增加點知識，卻是我們最最心甘情願的。有人說，『農民若致富，三代無貴族。』貴族什麼的，咱也不稀罕。只求子孫們一個個體體面面的，有文化，不被人小覷。」
閱讀這樣的自白，我們觸摸到了一顆滴血而自信的農民心。
其實，人的觀念的轉變，往往滲透著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如果沒有一代人的犧牲和草莽創業，可能就不會出現今天的溫州奇蹟。而如果沒有那種交織著冒險、苦幹的原始積累，又哪有經濟能力辦得起那麼多的私立幼兒園和中小學校？
這中間的無奈和必然，是很可以讓後來的人們咀嚼良久的。
為了尋訪到真正的市場之謎，我們行走在一個又一個擁擠忙亂的市場中。
面對著那一張張土氣未消的面孔，聆聽著那些陌生而新鮮的生意經，我們常常被一個念頭所纏繞：到底是什麼「神怪」，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改造了整整一代原本閉塞、保守的農民？
如果說改造了他們的經濟命運的是市場的話，那麼改造他們的性格和觀念的又是什麼？
結果，我們發現，答案可能還是：市場。
正是那種大開放、大流動、大變幻的市場氛圍，讓我們的農民開朗了起來，大膽了起來，耳光遠大了起來。
是市場，在潛移默化中重新「組合」了農民的性格特徵。
市場是無邊的。
在那裡，一個農民，他的生意有大有小，終歸是有限度的，但是，他的視野、他的觸覺，他的想像力和他的機會，卻可以是無邊無涯的。這種自由和曠達，是他們在衝破土地的束縛之前根本無法預料到的。
而這種無邊無涯的市場意識，也讓他們的心靈變得更加地寬闊。
1994年，一位老經濟學家考察浙江農村，他連著跑了好幾個市場，在蒼南靈溪的參茸藥材市場，他在一家經營戶的門上看到了一幅大紅對聯：
百業振興，四海昇平。
數日之後，在北京的家中，追憶起那個情景，這位老人仍然激動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一段飽含感情的文字：
「浙江農民想的不僅僅是家門口的百業振興，還有更大世界內的四海昇平。他們的市場從家門口直通五湖四海，與之休戚相關。沒有四海昇平，也很難有家門口的百業振興。懷著過好日子的願望，浙江叭走出家門，走向全國，要走出一條發財致富豐衣足食的路子。走著走著，他們從個體走向了群體，從家庭走向了社會，從經濟走向了更寬廣的領域。表示吉祥和祈願的對聯有意無意地流露出了他們的心跡。
「百業振興還能理解為只是個經濟意義上的願望，四海昇平則是一個內涵豐富得多的社會意義上的理想了。透過這一點去領會浙江農民乃至中國農民的歷史追求，我想是不會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