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農民的錢袋子跟腦瓜子一樣，在全國是出了名的。
1981年，浙江農民人均收入為280元，到1996年，已增加到3463元。自1985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一次全國各省市農民人均收入情況，從那一年至今，浙江農民已經連續得了11次第一。
而致富人群，又以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發達地區為最集中。1986年，有人對溫州、台州和金華三地區的10．6萬戶專業戶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戶均收入為6800元。那一年在紐扣市場橋頭，全鎮5000餘戶人家，萬元戶已有4200戶。
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萬元戶都是一個讓人羨慕的稱號。
時光之輪轉到90年代，一句由浙江人唱出來的順口溜，更是讓他們的錢袋子曝光於全天下：「萬元戶貧困戶，十萬元戶剛起步，百萬元戶馬馬虎虎，千萬元戶是真富。」
曾經是金錢荒漠的山村鄉間，就這樣在短短十多年間熱鬧了起來，「闊氣」了起來。
於是，一隻潘朵拉的慾望之盒打開了……在浙東沿海某村，曾經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那裡原本非常貧困，幾年前當地漁民們辦了一個魚產品市場，吸引了遠近客商，生意一紅火，村民的日子就好過起來了。有了錢之後，先是造房，再是買家電，再之後，就開始買無聊了。
一天，市場某攤位上出現了一條罕見的黃魚王，當即引起轟動。當地有風俗，如果誰家能吃到黃魚王的魚膠，必能交一世好運。於是，一場競價就開始了，從一萬元，到兩萬元，一路上揚。這時一些外村的漁民也參與進來，一開口竟喊到了十萬元。這個村子的人憋氣了，但一家又捨不得買，一陣商議，村裡的六位大戶「挺身而出」，合資以12萬元的價格買下了黃魚王。
當天晚上，村裡跟過節一樣地喜氣洋洋，大家圍著黃魚王好生慶祝了一番。而後，在村頭擺下一口大鍋，熬了一鍋黃魚湯，一戶一碗分了，吃了，散了，全村人的好運便都有了。
像這樣的灰色幽默，在浙江跑一圈，就幾乎可以編一本書了。
物質和金錢，給它的創造者帶來了令他們眼花繚亂的電器、樓房、傢具和聲光享受，同時，物質和金錢，也讓它的創造者在光怪陸離之中，越來越難以駕馭自己了。
似乎在一夜之間，世界在富裕起來的農民面前突然變得陌生起來。
一度，在浙南，一位女人上街如果沒有「四金一毛」，那就是在給她的男人丟臉。
四金：金戒指、金項鏈、金手鐲、金耳環，丁丁當當走出去，一個人就是半爿金鋪了。
一毛：冬天是過膝的裘毛大衣，夏天是狐毛短裙。
一度，在某些地方，有派頭的人物請起客來必上兩道湯。
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漂浮一隻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是為「一帆風順」；另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一度，婚嫁之際，女方父母先要參觀對方家的「陰宅」。
因為在這些人看來，一戶人家的墳修得氣派不氣派、講究不講究，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不是有錢人家。二，是不是孝敬老人。有了這兩條，不嫁此人還嫁誰。
1987年，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蘇珊·蒂夫特在浙江市場走馬觀花三天，回國後寫了一篇不無惋惜又有點幸災樂禍的報道：在那裡，棄農從事小型手工業獲得了成功，然而，貧富懸殊的不斷增大，帶來了類似西方國家存在的惡習……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浙江人的墳墓成了外省人議論紛紛的一道風景。山西籍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曾用很驚訝的筆觸描寫道；「船行甌江，迎面撲來的成千上百的墳墓，是人們對溫州的第一印象。
「滿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聞名天下的溫州椅子墳。這些堂而皇之，居高臨下，傲視天地的椅子墳包藏著的，不只是溫州人祖先們的骨血。這是來自傳統的精神的流向，這也是來自市場的新財富的流向。沿著這條一眼可見的線索，可以發現不同文化精神交鋒、交融的重要秘密。
「這裡，也是不亞於市場的一個激烈競爭的戰場。你的大，我的比你還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還要再修兒子的。
「當然，這項競賽也是以主人們的富有程度為背景的。因此，尋找溫州椅子墳有了這樣一個當地人共知的規律：哪個村鎮最富有，那裡的墳墓就最輝煌氣派。」
曾經作為新華社記者在溫州常駐了八年之久的陳堅發已經沒有情緒再重複以上的描述了，他所有的感慨只是：
「在我國現行混合體制下，溫州個體工商業者的資本有相當一部分滯留在流通領域，寧作投機資本，不作產業資本。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們還把大多數利潤作為了消費資金，揮霍一空。這部分資金逐漸退出了生產、流通，達數十億元。」
暴富，對缺乏思想文化準備的人來說，仍是一個「不能承受之重」。
這樣的故事，似乎已經沒有繼續講下去的必要了。
畢竟在當今世界的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對奢侈的追求都不會絕跡，而種種醜惡和腐敗都會像細菌一樣腐蝕每一位意志薄弱者。我們甚至沒有太多的理由去責備剛剛擺脫了千年貧困的農民們。
在這裡，我們願意提供幾則新鮮的人物傳奇。
我們願意說，他們才是當代農民的代表。在這場鄉土革命中，農民不但在經濟上翻了身，更要緊的是，他們在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