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每當張德力回憶起當初的情景，都禁不住要嘆口氣。
他至今心有餘悸。
「我是浙江南部山區J縣H鄉的農民，我們那裡靠近金華地區的永康和義烏，地少人多，從來就是出生意人的地方。
我們那裡人做的鞭炮和暖爐很出名，有幾百年了。但是，那時J縣管得比較死，農戶做出來的鞭炮和暖爐都要賣給隊里，由供銷社統一收購，不能私自銷售的。」
從1978年起，25歲的張德力和他的表弟，以及五個氣方剛的同鄉開始了他們的冒險生涯。
「為了把鞭炮運出鄉村，我們動足了腦筋。冬天，把鞭炮纏滿全身，身上、手上、腿上都緊緊地纏一些，然後披上一件特大號的軍大衣，搖搖晃晃就出村了。到夏天就麻煩些，當時鄰近的一個公社每隔三天有個集市，大隊允許每戶帶兩隻雞鴨去，換一點食鹽和布匹，我們就把鞭炮藏在籃底，鋪上一層雞糞。
「但是，這樣一次能帶出的鞭炮不夠多，只好半夜『偷運』。
有一天夜間，土製的鞭炮突然自燃了，那時離村子還不遠，騎在自行車上的人嚇得一路狂奔。好在鞭炮里的土葯火力不強，否則非閹出一條半條人命不可。」
鞭炮運出來了，還要想辦法賣出去。張德力他們到了管得相對松一點的永康縣，在縣城附近的一個鄉村擺起攤位來。過了一年多，由於他們的鞭炮質量確實好，遠近的人家都來買，竟形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鞭炮小集市，逢年過節、婚喪喜事，「J縣人的小攤」上生意就特別旺。
出了名，有好處，但壞事隨之也來了。
大隊的幹部聽說在永康有一個J縣人開的鞭炮集市，那還得了，當即開會決定要把他們抓回來。好在張德力有個本家在大隊部當公家人，漏夜通報消息，販子們頓時作鳥獸散。人雖沒被抓去，但永康的集市是開不下去了。
過春，張德力和他的鞭炮販子隊轉到了蘭溪，這時，張德力已是在公社掛了號的「走私販子」，沒法回家了，偷運鞭炮的括兒就得讓別人干。實際上，在販子隊里最初級的分工已經出現了，有人專門回鄉里一家一戶地收購鞭炮，另外有專人想辦法偷運出來，還有專門的人負責把鞭炮送到蘭溪，張德力則是坐攤叫賣的頭兒。
「說句見笑話，我們那時已有了一點廣告意識。為了把四村八鄉的農民吸引過來，我們自己描了許多紅紙條，到各隊各社去貼，上面有種類、價格和擺攤的地點。聽說誰家娶媳婦，我們就派人上門推銷，多買多便宜。」
但是好景不長，1980年，蘭溪也呆不下去了，上面有政策，沒有經過政府批准的集市都要關。張德力的流浪生涯又開始了。
「我們最遠到了福建的北面，但不到一個月就逃回來了。
那裡是老區，管得更緊，生意沒法做。」
便是在這樣的飄零流浪中，張德力成了浙江農村的第一代市場人。
「後來，我們有了經驗。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我們的攤位擺在幾個公社交界的公路口，誰也管不了。這個法子是跟毛主席學的，當年他老人家打游擊建根據地，就是選幾省交界的地方。
「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首先去拜訪當地的工商幹部，他們默許了，意外的事就少多了。
「為了爭取地方隊社的支持，我們有時也給隊里交一點錢，算是擺攤費也好，管理費也好，總歸爭取一些當地的好感。」
儘管張德力已經是「機關算盡」，但他總感覺自己是一條身不由己的船，沉浮在暗礁林立、漩渦眾多的激流之中，一種巨大的恐慌感時時使他心力憔悴。
1981年的一天，他的販子隊再次遭到驅逐，儘管當地的村民已經接受了他們——有這些鞭炮販子在，村裡不但熱鬧了，其他的布販子、小百貨販子也來得勤廠，買賣東西畢竟方便了許多。工商所幹部也對他們甚是同情，這些販子一不滋事，二不搗蛋，每個月還上交一點錢，總歸沒啥壞事。但是這回是上面派出了工作組，文件的口氣好像很嚴厲，是沒法留了。
沒有人向張德力解釋什麼，他本來做的就是「非法」的事，留他是面子，不留是原則，走人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張德力欲哭無淚。他一怒之下，扛E五箱沒有賣完的鞭炮，跑到曠野之中。
此時的江南，剛剛割過稻子，地還沒來得及翻，一堆一堆的稻草很茫然地立在空曠的大地上。風，沒有方向地四處吹。
噼噼啪啪，一陣狂響。
天高地寬，他卻無路可走，滿腔苦楚，能與誰人訴說？
站在田野的大風中，漢子張德力沼如雨下。
張德力的無聲的吶喊，其實正是時代壓抑已久的心聲。
如果有那麼一方天地，它可以讓這些辦市場的農民有一塊安放攤位的地方，有一處大聲吆喝的空間。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再擔驚受怕，不再被追來趕去……張德力們便願意千里萬里地去投奔它。
但是，這方天地，它在哪裡？
於是，這時，「天意」把大任降臨到了浙江中部盆地的一個不知名的小縣城身上。
於是，這時，就出現了義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