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英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保羅·哈里森出版了一本使他躋身世界名人錄的力作：《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以下簡稱《第三世界》)。
這是他歷時四年，遍訪亞、非、拉美三大洲23個發展中國家之後的嘔心之作，它也被認為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第三世界的最認真的一次考察。
在這本書中，哈里森首次發現了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的五種根本性失調現象：農業沒有得到適當發展，就發展起了工業；小規模工業沒有首先得到發展，大規模工業就發展起來了；城市化速度超過工業化速度；相對工農業水平而言，服務行業發展過快；人增長超過了就業面的擴大。
在該書的第三部分，哈里森描述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路。
「在整個第三世界，人們為了尋求工作而進行的遷移的速度正在加快，農民洪水般地擁向城市……因為，那裡有他們所嚮往的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和良好的居住環境。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城市已經成了一個被偏袒壞了的孩子，公用事業的投資大都集中於城市……」
為此，公正的哈里森非常忿忿不平：為什麼政府如此明顯地偏袒城市，如此驚人地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公民實行歧視？但是，哈里森也不得不承認：
「只有城市裡才有工業所需的道路、交通、動力和消費市場。」
那麼，這些被現代文明忽視了的農民們。除了「洪水般地擁向城市」之外，還有沒有別的通往現代生活的「羅馬之路」？
在翻譯成中文達30萬字的《第三世界》中，哈里森始終對此感到茫然。
哈里森顯然不是唯一感到茫然的西方學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門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模式的發展經濟學，逐漸成了經濟學領域中的新興學科。在這門學科中，農民問題簡直成了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百慕大三角區」。
在這些西方學者發現的無數發展模型中，農民扮演的始終是一個落後、遠離城市文明的人文角色，是一個等待拯救的可憐的「戈多」。
我們似乎很難將這樣的理淪歸咎於偏見。
但是現在，我們親眼目睹了這種理論之外的另一條通向現代化之路。
在中國農村，特別是沿海的浙江、江蘇、廣東等省份，農民們建立起了自己的工業，培育了自己的市場，然後，又開始建造自己的城市。
與原有的城市體系相聯繫，他們構築起了一個充滿鄉土氣息的現代生存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