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2月，時年45歲的托克維爾在海濱小城索倫托給友人們寫信。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他因《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歐洲和北美大陸，可是從那以後，他一直為尋找新的寫作主題而苦惱不已，他在信中寫道：「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歷史與哲學本身結合起來。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中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我只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只有我們時代的事。」也正在這幾封信里，托克維爾宣布將創作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專著，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偉大的傳世之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記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過索倫托，那是義大利南部的一個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徑蜿蜒局促，到處都是花店和精緻的小咖啡館。我在那裡閑居數日，遊逛過小城的很多山道，卻並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歐洲最先鋒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慮。此時此刻，我開始寫作這本《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在查閱資料時，偶然讀到這段軼事，便突然地生出別樣的親近，算算年紀，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於白髮間生、歲月流逝，也為寫作而日夜焦慮。
對於任何一個鑽研學術的人來說，創作主題的選擇永遠是最要緊的。前輩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麼短暫，而一個人的創作期更短。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於此，我深有體會。從2004年開始，我著手於當代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這個課題的靈感來自於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的幾次座談，我發現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見，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卷，其間，我又溯源而上，相繼寫作了《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卷、《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由此完成了對中國企業的整體敘述。2010年，我還出版了《吳敬璉傳》，通過對這位當代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的傳記體寫作，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後宏觀經濟理論的衍變軌跡。九年以來，這一系列的寫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時光，如今又將我逼到了這本書的面前。
開始本書寫作的時刻，中國改革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此時的心境，已與2004年決意投入《激蕩三十年》寫作時，有很大的差別，熟悉我的作品的讀者，當有所體察。若說當初尚有「探訪者」的興奮心態，那麼，今天的我則如同捧著一隻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懼，只求寸進。
我要表達對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們是我的師長、學友、接受我訪談的專業人士、給予我啟迪的眾多著作者，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傅強社長、徐有智總編輯、袁亞春常務副總編輯，我的編輯王留全、余燕龍、陳麗霞和胡志遠。
當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吳舒然同學已是一個長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寫了那麼多的商業書籍仍然沒有培養出她對經濟的興趣。邵冰冰嫁給我已經二十年了，我將這本書作為一個紀念品獻給她。
書中所有的謬誤不當，均由我承擔責任。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在《歷史之源》中說，歷史並不存在「單一的真相」，「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出」。我們所見的事實及所作出的論斷，總是受到時代視角、意義語境的局限，托克維爾不例外，本書亦不例外。
吳曉波
2013年7月於杭州大運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