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大一統制度之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嚴重者，是四大意識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識、政府與民間缺乏契約意識、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意識、企業家階層缺乏階層意識。中國未來能否有大進步，實取決於此四大意識的喚醒。沒有一個國家的變革是對歷史的亦步亦趨，中國亦不例外。所以，我們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國，變革的力量在朝野兩端同時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一些民間新勢力的出現，這四大意識的缺乏有被改進的跡象。
其一，互聯網。儘管互聯網誕生於美國，可是它對中國社會的改造，遠遠大於對美國社會的改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之後，中國的互聯網經濟除了技術來自美國之外，在商業模式上幾乎全數變異，而強悍的國有資本在這個瞬息萬變的領域又毫無作為，因此造就了「陽光創業的一代」，這批年輕的創業家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且完成了中國企業與國際資本的對接，在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國公司幾乎都與互聯網產業有關。近年來，電子商務的崛起在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引爆了一場渠道變革和消費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點50分，阿里巴巴的淘寶和天貓兩大平台的總交易額已突破1萬億元，佔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更大的改變是，互聯網重構了中國的媒體和社交生態，特別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現，讓傳統的輿論管制方式無所適從，它們成為了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和推動政務公開的新
平台。
其二，非政府組織（NGO）。明清以來的中國，民間活躍著兩種非政府組織：一是數以十萬計的基層宗族組織，二是以鄉籍為紐帶、遍佈於兩萬個市鎮的商會，它們成為民間自主管理的基礎。這兩種組織在「土改」、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中被相繼摧毀，從此之後中國民間在很長時期內如一盤散抄、再無凝聚之力。近十年來，各種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這是中國進入公民社會和中產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它們在上百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展現了民間自主的力量。目前還沒有一個機構公布現有非政府組織的數量，粗略計算應該在5萬個以上，它們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畤之內。2008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公布全國的環保非政府組織有3539家，抽樣調查顯示，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僅佔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稱，美國在華非政府組織約有1000家，僅有不到3%具備了合法身份。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民間力量拒絕管制的自主姿態。
其三，企業家階層。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有1085.72萬戶私營企業，4050萬個體工商戶，人數總和超過韓國的全國人口。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人數龐大、富有和擁有力量的有產者階層，可謂「千年之一大變」。布羅代爾曾很簡潔地說道：「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這一景象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近年來的移民現象便是有產階層試圖逃避的一個折射。然而，絕大多數的經營者仍將繼續他們的事業，他們有機會以獨立、不依附的精神，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改變中國。
其四，自由知識分子。自隋唐推行科舉制度之後，中國實際上便失去了產生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制，才誘發了20世紀初那場燦爛的新文化運動。近十年來，民間出現了眾多遊離於體制之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謀生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給予了他們生存的機會。以思想研究為己任的民間智庫層出不窮。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湧現出很多大膽的「意見領袖」。
上述四股新勢力，對維持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制度構成了挑戰，以「自上而下的控制」為特徵的治理模式面臨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過程將貫穿整個中國改革的全歷程。沒有人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對「大國崛起」的高調歡呼，以及對中國崩潰的悲觀預言，其實都很難構成歷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國遊歷長達16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系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忐忑叵測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 到1983年，《美國與中國》的第四版修訂出版，年邁的費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寫道：「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革命過程，最好作為兩場革命來理解，一場是經濟方面的，另一場是社會方面的，這兩場革命有時互相配合，有時則互相抵觸。為發展經濟而進行的鬥爭……我們一般都能懂得。但社會方面的改造卻同美國方式大異其趣，令人很難理解。」
如果說科斯將中國崛起看成「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是一種純粹的西方視角，那麼，真正在中國大地上行走過的費正清卻寧願相信中國走在一條「難以理解」卻符合自身邏輯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許，他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