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回到歷史的基本面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經濟最不可思議的三個部分,就是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土地國有化以及政府對民間金融業的全面壓制。此三項為未來經濟改革的主要戰場,已是政經界的共識,不過,在策略選擇上存在嚴重分歧。

在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國內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自由化主張,其中包括立即推行土地私有化、國有企業進行私營化改造、撤銷國資委、撤銷發改委等,有人甚至建議將國有資產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給每一個國民。這些「看上去很美」的主張,在民眾中引起極熱烈的呼應。然而,若我們回到歷史的基本面來觀察,也許問題要複雜得多。在歷代經濟變革中,此三大困疾均為核心命題,關乎國運興衰,它們如同中央集權制度一誕生下來就隨體而至的「胎記」,絕非一刀切除便可一勞永逸。

首先,在國有經濟改革方面,就如同很多人將中央集權制度與獨裁專制畫等號一樣,國有經濟也被打上了意識形態的記號,不少人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歷史的舞台。但是,這樣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自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於耳,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對儒生們提出的那幾個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找到答案。因此,歷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個有勇氣消滅國有經濟體系。1998年之後,國有企業通過資源壟斷實現暴利的過程,其實是一次並不陌生的「歷史性回歸」。在沒有尋找到更好的國家治理模式之前,對於以「統一」為最重要文化和治理目標的中國來說,國有經濟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議的。在楊小凱看來,「私有化涉及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裡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註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

因此,未來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題不可能是「如何消滅」,而是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務可以被分解為三個方面:

第一,「政、黨、企三分開」,改變現有的國資委與黨的組織部雙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資人的身份行使權職,將企業決策、經營權還給董事會和管理層!

第二,「全民企業全民分享」,將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資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轉移支付的方式使之成為全社會的福利;

第三,改變一百多家中央企業的權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留成和利潤分享的方式參與利益分配,同時將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於社會保障和公 共設施的建設及維持。

其次,在土地改革方面,自商鞅變法以來,絕大多數的朝代均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當今的土地國有化確乎面臨一場法理和政策層面的大檢討。土地改革面臨幾個無法迴避的現實難題:

第一,對政府來說,土地不但是利益最大、成本最低的收入來源,而且是實施城鎮化建設的政策性資源,若失去操作權,國民經濟的運行邏輯將重新設計;

第二,在宏觀調控中,土地成為消化貨幣流動性過剩 的「大池子」,它比印鈔機要可靠得多,未來可能爆發的人民幣危機需要從土地中得到喘息和緩解;

第三,土地成為民間財富重新分配的「變壓器」,若處置不當,反而會激化貧富矛盾,出現龐大的赤貧階層,釀成更嚴重的社會動蕩。

因此土地改革的主題不可能是「立即私有化」,而是分成幾個層面的任務:

第一,在充分宣導和對企業大幅度減稅的前提下,施行房產稅政策,讓地方政府既能從土地中持續受益,而又不再依賴一次性的拍賣出讓;

第二,成立中央、省兩級「土地銀行」,將日後的所有土地出讓收入注入其中,進行資產化經營,所得用於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第三,以農用山林地為突破口,小步、循序地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試驗。

最後,在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對金融業進行國營化管制是國民黨人的發明,自1935年法幣改革之後,國營資本就全面「接管」了銀行業,國民黨在台灣仍然維持這一政策,到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前後,公營資本在台灣銀行業中的比例仍高達79.9%,後來由管制而開放,歷經兩次「金改」,終於將金融業還給了民間。 因此,金融業開放是市場自由化的最關鍵性戰役。自1993年之後,中國的民間金融活動一直遭到打壓,而國有銀行無論在經濟成長期還是在蕭條期都能夠利用政策手段獲得驚人的暴利,民間對之的不滿,在2011年的東陽吳英案中可見一斑。「千開放,萬開放,不如讓我辦銀行」,已成非常響亮的呼聲。2012年以來,中央政府選擇浙江溫州、深圳前海等地開展金融創新試點,試圖在離岸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等領域有所突破,這些改革仍然體現出中央放權、地方主導、民間參與的中國式改革特徵。隨著金融管制的壁壘被次第打破,民營銀行在中國經濟舞台上的再度歸來應是可以期待的。

透過對三大特殊戰場的改革路徑探索,我們可以看到,儘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難度非常之大,其難點疑點幾乎在經濟學中找不到「標準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來的財富也非常之大,拓進空間充滿了想像力。未來十五到二十年,製造業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紅利、內需消費的井噴以及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全民預期,都為改革打開了一扇不小的「時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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