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以來，中華經濟治理的永恆主題只有兩項，一曰分權，一曰均富。
在歷史上，我們一再看到這樣的景象，中國因擁有最廣袤的內需市場和喜樂世俗消費的民眾，經濟的復甦從來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傅斯年就給出過一個經濟興衰周期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大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中興，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在他看來，中國若無戰亂，十年可恢複，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這樣的史觀下，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復甦，以及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而再度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發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興盛規律之外，歷朝歷代的經濟治理還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往往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複，無休無止。過往的漢、唐、宋、明清、民國，莫不落入這一閉環邏輯。而導致這一周期性治理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權益和財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所謂分權，主要指的是兩類分權，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益分配、政府與民間的權益分配。在我看來，這兩種分權存在內在的關係，若沒有中央對地方的分權，政府對民間的分權便不可能發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集權一分權矛盾便已爆發，「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錯削藩以及因此引發的「七國之亂」便是表現得最突出的事件。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人始終沒有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關係。1949年之後，強勢的毛澤東多次搖擺於「集分」之間：1950年，地方財政收入一律上繳中央，實行收支兩條線，是為高度集權；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開始充分放權；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強化集中制和全國一盤棋，再次集權：1966年，「虛君共和」、「連人帶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權；20 世紀70年代，國民經濟發生系統性紊亂，中央再度大集權。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央與地方的權益分配模式又有兩個階段——以1994年的價財稅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為界，前期的「財政包干、分灶吃飯」，是為大放權時期，因分權過度而形成「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於是在其後，以實施分稅製為手段重新實行集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調整期，中央與地方在經濟領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勢，中央財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業的獲益能力越來越強，而地方收入則嚴重依賴於土地財政，2012年年底開始試行的「營改增」更是從縣區收入中划走一塊。在今後，隨著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以及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減少而將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擴大地方政府的行政許可權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觀經濟改革的首要課題。其可能的領域包括：通過稅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形成可持續的收入模式；將中央企業在地方的稅收分成大幅提高，用於各地的社會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資源稅留成比例；在監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台。總而言之，只有中央與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來繼續做大「蛋糕」。
至於均富，也分為兩類，即政府與民間的均富，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均富，其內在關係是，若沒有政府對民間的均富，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均富也不可能發生。
在過去的20年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得益遠遠大於民間。2012年，全國GDP為51.9萬億元，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0.3萬億元，這還未包括中央企業贏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規費收入，匯總計算，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得益比例應超過30%。2013年2月，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公布數據，全國物流企業的運輸成本支出約為3萬億元，而其中，各地政府徵收的過路過橋費就佔到1/3， 高達1萬億元。另以爭議最大的房地產行業為例，據經濟學家郎咸平計算，政府總共徵收12項稅和56種費用，土地成本及稅費佔到了房地產平均價格的70%。他因此呼籲，「房價下降唯一的辦法是政府取消稅費」。
在未來的改革中，政府實施大規模的減稅政策、減輕企業高負痛苦，以及加大對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是實現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諸子以來，「均貧富」就是歷代思想家和治國者最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團唯有獲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及進步。大一統的中國很難拒絕一個強大的政府，但應該控制它的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