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另外一種政治制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勢必將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最近兩次短暫的放權型變革試驗——即民國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年），儘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都沒有尋找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良方。尤為可怕的景象則是，若分權失控，一些邊疆地區出現獨立事件，則更是任何改革者所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我們必須理智地承認，「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 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裡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麼，這是制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制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麼，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帶入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畫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於21世紀的中國人，大抵都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意識，對專制獨裁的厭惡及反對日漸成為社會常識。時至今日，民間呼籲推進法治化、維護司法獨立、強化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面信息，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李克強總理更在就職新聞發布會上感慨「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並承諾「依憲治國」，「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跡象。
不過，歷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很多研究東亞模式的學者都發現，市場導向的專制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國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後，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達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在這之後變得尖銳起來。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提出過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崛起最後馴服了專制的國家權力，但是在發展中社會，國家（或者政府）必須生產出資本主義並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他提出的理論難題是，「在西方，正是社會力量的壯大才馴服了國家力量。但是當社會經濟的變遷要由國家來推動時，誰來馴服國家權力呢？」
目前的東亞各國及地區，菲律賓的改革失敗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滿爭議，韓國經驗難以複製，越南的改革讓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國台灣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陷入停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面臨的困難比上述列國及地區都要大很多。當今中國，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上空，為改革增添許多的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蕩，對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
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個保守性的結論是：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與中央集權體制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問題與生俱來，需要尋找出一種「基因突變」式的解決之道。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