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陰鬱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國經濟卻迅猛發展，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就全球產業經濟的衍變而言，中國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傳統製造業從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這是20世紀的後50年里，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運動。中國非常敏銳及「湊巧」地抓住了這一「時間窗口」，積極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利用勞動力、土地、稅收及環境成本的優勢完成了一次後發性的增長。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相比，中國無疑是最早、最積極，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歷代經濟變革而言，20世紀80年代堪與西漢「文景」、唐初貞觀以及民國初期相比，是國史上少數的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發展之時期，到1990年前後，鄉鎮企業的總數超過1500萬家，工業總產值已佔到全國總值的1/3，實現利潤 265.3億元，超過了國有企業體系的246億元。隨著民間財富增加和有產者階層的再度歸來，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一個世俗社會，人們對物質的追求變得越來越熾烈，信奉「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可以像時間一樣衡量一切價值。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淡化，民間流傳諳語：「擺了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到1992年，全國至少有10萬名黨政幹部離職經商。在「均貧」格局被打破的同時，貧富差距開始拉大。
在20世紀80年代，中央政府做對了很多事，尤其是包產到戶的土地政策以及輕減財政支出的財稅大包干政策，激活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其在貨幣政策上的冒進則導致了1988年的大失利，這再度印證了土地、財政及貨幣在中國宏觀經濟治理中的核心意義。在放權讓利的過程中，歷史上一再出現過的景象也毫無懸念地重現，那就是權威旁落，中央財政長期處於窘迫的赤字狀態，到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約1000億元，只佔總收人的28%，地方收入約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約2000億元，赤字1000 億元，因此被譏笑為「討飯財政」，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劉仲藜回憶道，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相對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則出現了自主許可權擴大和苦樂不均的景象。五大包干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而由於各地的包干基數是按80年代初期的數據核定的，所以一些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繳數額偏低，而傳統強省（市）則相對較高。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繳數額為120多億元，廣東省則為10億元，山東省（除青島外）僅為2.89億元。苦樂不均的結果，自然造成各自為政、「諸侯經濟」泛濫的混亂局面，妨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省俱以鄰為壑，為爭奪資源打得不可開交，以資源小省江蘇和浙江為例，兩省每年春季為了爭奪春繭在交界處必打「蠶繭大戰」。
總而言之，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的最初兩三年間，是民間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的時期，改革的動力來自於計畫體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因而也具有天然的違法性，曾有民間改革家自詡「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面目全非，很多堅硬的東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陡然改變。
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意識形態趨於保守，儘管鄧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動經濟的市場化運動，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對大一統制度的威脅為最高當局所警惕，尤其是1990年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變色」，更是讓中國共產黨感到了空前的執政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弱中央、強地方」、「弱政府、強民間」的模式遭到質疑，經濟集權主義成為必然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