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在其2009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提出，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蹟的根本原因，他甚至認為：「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 此論在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但他確乎看到了事實的某一面。在20世紀80年代，非國有經濟領域出現了兩種區域發展模式，一種是以集體企業為主力的蘇南模式，另一種是以私營企業為主力的溫州模式。在這兩種模式里，縣級政府扮演了各自不同的，卻同樣重要的角色。
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及常州地區，自洋務運動以來就是最重要的紡織、糧食加工和機械製造基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裡的社隊企業仍然廣泛存在。改革開放之後，人多地少的蘇南地區迅速向非農化轉型，每個縣都出現了一批「經濟能人」，由他們帶領創建了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這些能人往往身兼村鎮行政領導和企業法人的雙重身份，一方面從事工商活動，另一方面又可以無償調動管轄區域內的一切公共和政策資源——特別是土地和稅收優惠，因此展現出強大的成長能力，這一模式被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類似的模式同樣出現在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和山東的膠東半島。
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台州和金華地區，出現了另外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些地方的地理條件、自然資源以及人力素質均無法與蘇南相比，屬地僻人窮之地，自古以來，就有下南洋、外出做勞工的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這裡成了走私、倒賣二手物資以及產銷低劣商品的集散地，民眾在一些管制疏忽的偏遠鄉村開闢了眾多小商品市場。溫州模式成為發展私營經濟的代名詞。然而，常為人所忽視的是，浙南地區的私營經濟的萌芽，與當地官員的冒險支持有重大關係。浙南官員發放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張個體工商戶執照、公布了第一個允許民眾在縣城擺攤的政策、創造性地擬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章程。很多年後，若到浙南諸縣調研，當地人民仍能隨口報出當年很多官員的名字，對之感恩不已，若沒有這些人的冒險支持，私營經濟的萌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一景象同樣出現在福建的泉州、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
無論是積极參与的蘇南模式，還是冒險支持的溫州模式，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初期並非無所作為，相反，它們正是增量改革的主導者。在這一時期，一個區域的經濟成長與自然資源的關係不大，卻主要得益於民眾及地方官員的思想開放。這一歷史事實也再次印證了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在大一統的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訴求，他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博弈和互相補充的關係，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對經濟的干預與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