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這一段話在日後被反覆引用，不少觀察家據此推導出了一個結論：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一場政府放任自流、無為而治的民間經濟運動。甚至有很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無所作為，它所推動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這在我看來，又是不盡準確的。真實的情況是，國民經濟的恢複是「中央充分放權、地方大膽主導，民間積极參与」的過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扮演了促進者和主導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放權讓利；二是非均衡發展；三是「一手軟，一手硬」。
放權讓利的對象是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其目標則是刺激經濟要素的復甦和減少中央財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次年，囯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其中包括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到1984年，又把在農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業改革中，政府對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進而改為股份。
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放權開始於1981年的財政包干制度，國務院宣布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包干體制，除了京津滬三大直轄市之外，其餘省份均進行形式各異的財政包干，這一制度被形象地稱為「分灶吃飯」，也就是「統收統支」的一口大灶已經養不活那麼多的兒子了，於是各自分開吃小灶，溫飽苦樂，自求多福。1987年前後，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干」、「外貿大包干」、「信貸切塊包干」，時稱「五大包干」。
如果說，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既為中央財政卸了包袱，又為經濟的復甦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應，那麼，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則是一次主動的政策安排，也是本輪改革中最有創見性的一著。計畫經濟的中國如同一潭淤泥沉積的死水，恐怕連上帝也無力將之激蕩攪活，因此只能從最薄弱的角落入手，用力地把水攪渾，然後呼風喚雨，弄皺一池春水。早期看，這是權宜之計，長期而言卻徹底地改變了全國的宏觀經濟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歐美資本引進不力的情況下，國務皖批複了招商局董事長袁庚的一項請求，在國境之南、與自由華人資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寶安縣划出方圓2.14平方公里，設立蛇口工業區，「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 這個工業區，既沒有被納入國家計畫，也沒有財政撥款，袁庚以土地為資源，批租給香港商人，並以稅收減免為優惠，吸引工廠入駐，此舉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開設深圳、珠海、汕頭為經濟特區（後來又增加了廈門，是為「四大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 隨後在1984年，進而開放14個沿海城市，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
特區的開設及沿海城市的開放，被統稱為「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在計畫經濟時期，中國的工業經濟基本布局於東北和華北一線，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二線戰略則著力於中西部，東南沿海一向被視為「台海戰爭的前沿」，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項目的投資，「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資格局，外資及民間資本在這些國有資本薄弱的地帶如野草般生長，構成中國經濟的新一極。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非均衡成為一種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區、開發區模式是資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東南優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次非均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財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給予外資以土地徵用和稅收上的「超國民待遇」是企業經營上的非均衡，企業試點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價格雙軌制則是對國營企業實施價格保護的非均衡。厲以寧曾經指出，計畫經濟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對舊體制的突破本質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亂過程。
經濟權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戰略的實施，意味著自由貿易精神的回歸，它在對計畫經濟體系構成衝擊的同時，一定會對大一統的思想體系也形成挑戰，在這一方面，決策層表現出強硬的一面。「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名言出自陳雲之口，卻為鄧小平所多次引用，這兩位領導人儘管在經濟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維護和思想的控制上，兩人的立場和態度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