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到之後的15年間，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事件幾乎都不發生在城市，而是在「城牆」外的廣袤農村。這是本輪經濟變革中最不可思議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數以百萬計的沒有受過任何工業化教育的農民崛起於草莽之間，成為了計畫經濟的「掘墓人」。
變革的動力是從土地里進發出來的。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1978年，產糧大省安徽省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繳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支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與此同時，另一個農業大省四川省在省委書記趙紫陽的努力下也開始推行包產到戶。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嘗言：「土地出產之少，主要不在於土地肥沃程度，而在於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此言在1978年的中國再次得到印證。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事實上，早在1961年安徽省就進行過「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聯產到戶責任制，這一試驗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省委書記曾希聖以及贊同包產到戶的農村工業部部長鄧子恢因「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而先後被撤去職務。17年後，安徽和四川的試驗仍然在黨內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與安徽比鄰的浙江省一直到1982年才開始全省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對包產到戶予以堅決的支持，多次口頭承諾「聯產承包責任制50年不變」。1984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聯產承包15年不變」。199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後，再延長30年不變」。
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還」給農民，是一次不徹底的土地改革，它沒有觸及土地性質，為日後的土地糾紛埋下種子。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改革非常靈驗地、一次性地解決了糧食問題，此後的中國改革幾經波折卻從未發生糧食危機，「糧穩而心定」，此舉居功闕偉。另外一個重大的效應是，包產到戶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從土地中「溢出」，在票證經濟的禁錮下，他們無法進城，於是「洗腳上田」，開始在城市之外「村村點火，鄉鄉冒煙」，從事各種非農產業。 這些非常初級的工業作坊，早期被稱為社隊企業，之後被稱為鄉鎮企業，亦即民營經濟在1956年「絕種」之後的再度復活，它們在製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環節對鐵桶般的計畫經濟體系實施了「螞蟻咬堤」式的侵蝕和破壞。
鄉鎮企業全數布局於「吃穿用」等民生產業，這也是以重工業投資為特徵的國營經濟的軟肋。農民們的技術幾乎都是「偷」來的，很多國營工廠里的技術人員白天在工廠里喝茶看報，到了周末，便卷著圖紙跑出城到鄉鎮企業里兼職，他們被戲稱為「星期天工程師」。國營工廠里的設備和原材料被倒賣到農村，甚至連品牌也被以很低的價格租售給鄉鎮企業。
農民們生產出來的食品、服裝以及自行車等，無法進入陳雲等人構築的國營流通體系。一年一度的廣州商品交易會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會，很多民營企業家日後回憶道：「我們沒有進場的資格，就用三種辦法，一是賄賂門衛混進去，二是從下水管道爬進去，三是在會場外擺攤自建一個非法會場。」第三種辦法催生出了所謂的專業市場，即農民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或城鄉結合地帶自建各種專業性的交易場所，比如紐扣市場、編織袋市場、食品市場等。在浙江省，此類專業市場一度多達3000多處，平均每個縣就有30個，它們大多沒有經過政府的審批，經常遭到驅逐和沒收。在這些專業市場的周邊，因交易活躍而又哺育出相關的專業工廠，形成了「雙輪驅動」的產業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塊狀經濟模式。
隨著生產和貿易規模的擴大，鄉鎮企業主對金融的需求開始產生。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所有銀行均不得向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蒼南縣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然而，這家錢莊只開了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上門查封，從此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並滋生出一個非常龐大、鼴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場。國有銀行對民間企業的歧視性政策持續數十年之久， 2010年11月，渣打銀行發布的《中國新商幫中小企業融資生態調研白皮書》中指出，有超過四成的民營企業從未得到過銀行貸款，而八成貸款期限集中於一年之內，幾乎所有中小企業被迫「短貸長投」和依靠地下融資客。
在粗放經營、缺乏法律保護的環境中，民間經濟仍然令人吃驚地發展起來。到1986年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實現工業總產值3300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出現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國農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個粗放草莽卻肌體強悍的工業化體系。1987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