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49年的上海試驗，讓共產黨人在流通和資本管制上獲得了經驗，那麼，開始於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則是計畫經濟摸式在工業建設上的一次完美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即在朝鮮與美國開戰，西方世界從此對中國大陸進行了長期的經濟封鎖，「第一個五年計畫」是在蘇聯的無私幫助下進行的。 據薄一波回憶：「一五」計畫所有的表格都是蘇聯專家幫助做出來的，「老實說，在編製『一五』計畫之初，我們對工業建設應當先搞什麼、後搞什麼，怎麼做到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還不大明白」。 蘇聯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設計圖紙，幾乎把他們所有的最好技術都給了中國，五年中，有8500名蘇聯專家來到了中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評論道：「蘇聯技術援助和資本貨物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它轉讓設計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術轉讓史上前所未有的。」 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已然公開對立的東西方世界先後展開過兩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援助計畫，一個是1948年到1952年，美國為歐洲重建所實施的「馬歇爾計畫」，另一個便是1953年開始的蘇聯援助中國的工業建設，它們都不出預料地達到了振興經濟的目的，不過卻有著不同的路徑和結果。
「一五」計畫的核心內容，就是在蘇聯人的幫助下，投資建設156個重大項 目，史稱「156工程」。其中的重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方面的投資佔到了總投資額的85%。在整體規劃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機械領域的大工廠隆隆建起。以鋼鐵為例，五年內煉鐵能力增加了 280萬噸、鍊鋼能力增加了253萬噸，加上原有鋼廠的產能，我國生鐵產量從1949年的25.2萬噸猛增到467萬噸，整整提高了將近20倍。「一五」期間，中國建成大型汽車生產基地，造出第一輛自主研發的解放牌汽車，試製成功了笫一架噴氣式飛機，建成了第一個製造機床的工廠，在長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橋——武漢長江大橋，開通了北京到拉薩的航空線，在武漢和包頭新建了兩個大型鍊鋼廠，完成了鞍山鋼鐵公司大型軋鋼廠項目的興建，還在洛陽和哈爾濱建成了拖拉機廠和軸承廠，在蘭州建成了大型煉油基地。中國的重工業結構和區域布局陡然改觀。
中國除了從蘇聯引進了技術之外，還全面引進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畫經濟模式。為了統一管理全國經濟，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隨後又相繼成立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總局等機構，這些機構均下設至縣級政府，形成了一個封閉、垂直式的計畫管理體系。
這是一種由國家「全統全包」的投資分配和管理制度：國家以一隻無比龐大、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手」調動經濟的每一個細胞，需要建設什麼工廠、生產什麼產品、培育多大的生產能力，以及產品的產量和投資的規模，都由國家通過計畫直接安排。在這一體制下，一切新老企業用於固定資產建設的項目和投資，都由國家統一計畫；所需資金，由國家財政統一分配，無償撥款；建設和生產用的物資，由國家通過商業和物資部門統一調撥；從事建設的施工隊伍，由國家統一安排；從事生產的新增勞動力，由國家統一培養和分配；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統購統銷；企業有贏利，全部上繳國家財政；有虧損，也由國家財政補貼。在這一雄心勃勃的、嚴密的計畫體制下，國家既在宏觀上進行投資規模、投資結構、投資布局等宏觀決策，又在微觀層面上擔負著項目決策管理任務。
從數據上看，「一五」時期，中國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88.47億元，五年新增固定資產相當於1949年接收時的4倍，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10.9%，GDP平均增長率達到9.2%——這個數字與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數9.4%非常接近。在亞洲地區，中國與日本是工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兩國的經濟總量相近。吳敬璉認為：「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