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在掌握全國政權之前，從未有過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經驗。然而，讓人驚奇的是他們在第一次重大考驗中就一舉得手。這如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年輕選手在初賽時就打破了世界紀錄，過分的幸運往往會帶來一些影響深遠的問題。
1949年5月，解放軍佔領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當其時，上海是全國通貨膨脹的風暴眼，蔣經國「打虎」未遠，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餘萬人投身於投機炒賣。當時國內外許多人認為：共產黨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經濟恐怕不入流。榮毅仁曾回憶道，他當時便認為「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零分」，毛澤東徵調出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不久的陳雲坐鎮上海，指揮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經濟戰役，這場戰役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而展開——
其一，資本市場管制。6月10日，解放軍查封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位於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隨後，全市的證券交易場所全數遭査封，民間的金融活動被徹底取締，「資本市場」從此退出了經濟舞台。對上海來說，意味著亞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成了單純的輕工業和商業中心，證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灘，是41年後的事情。
其二，生產資料管制。上海地區是當時全國兩大民生產業——紡織業和食品業的製造、交易基地，陳雲將紗布、麵粉和煤炭統稱為「兩白一黑」，認為它們是物價飛漲的「牛鼻子」。他從全國各地徵調大量紗布和麵粉，經過數輪「吃進」和拋售將民間炒家全數擊潰，當時上海常有投機商破產跳樓，飛漲不歇的物價日漸企穩。
其三，流通渠道管制。陳雲以上海為中心，著手創辦了三個全國性的貿易公司：一是全國性的紡織公司，負責紡織原料和產成品的供應與銷售；二是全國性的土產公司，負責各地特產的產銷；三是將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11個專業公司，此外設立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均按經濟區劃與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設立分支公司，統一調度資金和幹部。在農村地區則成立供銷合作社，統一物資的分銷。每一個重要的商品流通領域均被國營壟斷，私人企業不得從事流通業，違反者被定性為「投機倒把。」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資本市場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製造企業雖然仍屬私營性質，但已無法動彈，成了餅乾中的夾心層，計畫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陳雲認為，對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控制，「是遂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它們夾到社會主義」。
在對國內私人資本進行清剿管制的同時，陳雲還創造性地驅趕了所有的外資公司。新中國成立後，在華外資企業顯然成為了新經濟體制的「不適應者」，陳雲用的辦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稅率，把外資公司一一逼走。時任上海財稅局局長的顧准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後，我們利用1945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徵稅。徵收地價稅，誰都提不出反對理由，可是嚴格徵收的結果，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交，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願用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我們沒有採用任何沒收政策，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餘經濟勢力。」
陳雲在上海的整肅行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交，物價已基本上穩定了下來。毛澤東對上海的經濟戰役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陳雲自此被視為「計畫經濟的大師」。上海經驗被推廣至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機構相繼被取締，外資公司被「和平驅逐」，全國性的棉花和糧食計畫調配會議相繼在北京召開，對這兩大戰略性物資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畫管理體系。
中國共產黨人在上海的此次試驗，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史上都堪稱經典，體現出命令型計畫經濟在特定時期的戰略性魅力。若放之於歷代經濟變革中考察，從中可以看到漢武帝變法「平準」和「均輸」的明顯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