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對自由商人群體的政策性擠壓和剝奪便已開始，儘管這些商人是北伐最大的「金主」，但他們的存在無疑是國營化政策最大的障礙。
打擊是從多個方面分步驟地展開的：一是徹底瓦解企業家的組織體系，二是用看上去無比優惠的國債政策將之完全「綁架」，三是控制生產資料市場，四是利用經濟危機擴大國營事業，「收官之作」則是銀行國有化。
第一步，組織瓦解。1927年7月，蔣介石頒布法令，宣布所有上海市的商業組織都要受到上海市社會局的監督，行業間一切商業上的爭端，都要由市政府來解決。上海市國民黨黨部成立救國會和商民協會，逐漸取代上海市總商會的職能。國民黨還在報紙上發動攻勢，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總商會被認定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其主事者則是卑劣和可惡的賣國奸商。到1929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統一商運」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包括上海總商會在內的所有民間商業團體一律停止活動，將一切會務統交由國民黨領導的「商整會」。這一做法被普及至全國各商埠城市，《劍橋中華民國史》一書中評論道：「自19世紀以來使這些組織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區的發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轉了。」
第二步，國債綁架。北洋政府時期，政府的國債發行十分困難，銀行家們常常以此來要挾政府。金融家出身的財政部長宋子文重新設計了國債發行的規則：當政府宣布發行一筆國債時，先將這些國債存入認購的銀行，以此從銀行取得現金貸款，一般來說，政府取走的現金相當於存入債券票麵價值的一半。同時，允許銀行將債券直接投放到證券交易所進行投機交易。這種優惠的政策讓全中國的銀行家趨之若鶩。問題是，當新一輪國債發行時，政府根本無法用現金償還，便以新債抵充舊債，各銀行從此陷入「循環式的陷阱」。根據民國學者章乃器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一文中的計算，到1932年前後，銀行所持有的全部證券中的80%都是政府國債。因為有那麼多錢借給了政府，他們不得不乖順 地坐到同一條船上，平等關係從此終結。中國經濟史專家王業鍵因而評論道：「上海銀行家的這種合作不僅解決了政府的經濟困難，而且加強了政府對商業界的控制力量。當各個銀行的保險柜里塞滿了政府的債券時，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積极參与了這個政權的表現。」
第三步，控制證券市場。1929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交易所法》，規定每一地區只准有一個有價證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併在內。虞洽卿對蔣介石北伐支持最大，此次他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整頓重點，棉紗交易，率先被併入國營的紗布交易所，隨後，證券部分併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併入金業交易所，到1933年秋，證券物品交易所被整體併入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
第四步，利用經濟危機，大量收編民營企業。1934年前後，國內爆發金融危機，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機把手伸向民營工業，國營事業集團通過接收、控股等手段進入原本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大量輕工業領域，如煙草業、糧食加工業等。
最後一步，銀行國有化。在1935年之前，中國金融業的主動權仍牢牢握在私人銀行家手中。全國銀行總資產的89%掌握在上海銀行同業公會的成員手中，其屮，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資產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三分之一。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實體經濟為名，要求同業公會購買一億元的定向國債。其後，他突然宣布，政府出於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發股票，一億元國債將不再按原來設想的貸給工商業者作救濟之用，而是要用來購買兩行的股票，政府躍升為第一大股東。此後半年，中國通商銀行、網明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等相繼被政府控股，國營資本在全國銀行中的資產比例從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銀行國營化，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第三次「國進民退」事件。美國學者帕克斯·小科布爾在《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書中寫道：「這次對銀行界的突然襲擊，就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來說，是南京政府統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戲劇性的一次大變化。」 王業鍵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評論道：「這個事情不僅表明了政府對中國金融界的完全統治，而且也說明了企業家作為一個有力量的階層是終結了。」
正是通過七年的系統性整肅，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主導權，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集權效應呈現。1935年11月，在對銀行業完成了國營化改制後，孔祥熙宣布進行法幣改革，規定從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國的貨幣統一為法幣，從此，確立了統一的現代貨幣制度。到1937年，全國有近4000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 6萬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8.9萬公里的電話線和13萬個郵政局。在經濟建設上，中國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