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偏踞廣東十年之久的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宣誓北伐，竟在短短的一年內就佔領上海、定都南京，繼而攻克北京，迫使東三省「易幟」，在形式上重新統一了中國。中華民國進入國民黨統治的時期。
蔣介石軍事冒險的成功，在政治上，實得益於人民對大一統的渴望。在經濟上，則是自由商人階層在工商衝突中的誤判以及對暴力政治的妥協。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誠如馬克思所控訴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
然而，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而獨立的力量。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而這些人大多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並信服他們所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正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8月，就在建黨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173人，代表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獨立的工人階級出現了，而共產黨則成了他們的領導者和利益代言人。
面對工人階級的崛起，商人集團表現得無所適從，雙方矛盾很快以血腥的方式呈現。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五卅慘案」，共產黨人領導的總工會與虞洽卿領導的總商會成為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前者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取締租界等激進目標為號召，鼓動風潮，站在道義的高地之上，後者則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縮小事態，平息風波」，被基層民眾視為「走狗」和「商賊」。在意識形態的強烈引導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國市民社會內部出現了分裂，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突然形成了對立的局面。
放眼世界工人運動史，任何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在轉型期都出現過勞資對立的激烈景象，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因此預言資本主義即將滅亡。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引下，20世紀出現了洶浦壯觀的社會主義運動，構成了這一世紀最重要的「人類遺產」。如今看來，馬克思的這一預言並沒有自我實現，絕大多數國家通過獨立工會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議會制度等制度建設，解決了這一社會問題。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的商人階層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耐心，他們選擇了與暴力政治結盟的解決方式。
1927年春天，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總商會與新的軍事強人蔣介石達成政治合約：商人向蔣提供足夠的資金，後者則以武力鎮壓「暴亂」的工人組織和共產黨組織。3月26日，蔣介石軍隊進入上海，4月12日就發生了武力鎮壓上海總工會的「四·一二」事件，逾5000人被槍殺或失蹤，這是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60多年中最大規模的政治屠殺。從此，共產黨的主要活動向農村轉移，由「工人黨」逐漸演變為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黨」。
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自晚清以來，從洋務派、維新派到立憲派和自由主義學者，幾乎整整兩代人試圖以漸進變革的方式把中國帶入富強的軌道，甚至到北洋軍閥執政時期，儘管賄選、武力傾軋醜聞不斷，但始終沒有越出議會制度的體系底線。但是，這一原則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被中國最優秀的商人精英所拋棄。白吉爾評論道：「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