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政府時期，民間企業家空前活躍並控制了重要的產業領域，國史之上，與之堪對應的，僅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在產業上，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
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業的民營化。
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業的自由化程度是關鍵性指標。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鍔在南方起義，北洋政府為擴大軍備，大肆印發巨額鈔票，導致紙幣貶值，財政部為應付危機，宣布將兩大發幣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合併，期間兩行停止兌付。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公開違抗停兌令，這就是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中行事件」。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與副總統馮國璋關係密切的梁啟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中國銀行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同時擴大招募商股，經過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佔股本總額的91.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受中行模式影響，交通銀行也由官辦變民營。
中國銀行的股東們還把總部遷到了上海，當時的經濟界有一個共識，即希望學習美國，將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南北分立，以免互擾。上海的12個銀行家還發起組建了上海銀行公會，這些銀行家大多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過現代金融教育，多數畢業於歐美或日本的名校。在他們的斡旋下，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它成為一個可以與北京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有一例可見他們的獨立性和影響力：1920年秋，中央政府決定發行政府債券，上海銀行公會以舊債券清償不力為理由，拒絕認購所有債券。中央政府只好派代表與銀行家們談判，最後同意建立統一的國債基金會，將關稅餘額作為償債基金，再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作為第三方進行管理。中央權威一地雞毛，可見一斑。
除了金融業，企業家集團還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市場。
當時中國的工業經濟中，紡織業和麵粉業為最大產業。1910年之後的十年間，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這兩大產業的現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榮宗敬等人相繼組建了由中國商人蔘股的麵粉交易所和紗布交易所，所有會員齊聚一堂，宣誓與日商決裂，由此奪回了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權。1920年7月，虞洽卿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為中國第一家正規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
在空前自由的市場環境中，湧現出一大批在當時全球商業界都堪稱一流的企業家，如棉紡和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紡織業的張謇和穆藕初，航運業的盧作孚，銀行業的張公權和陳光甫，化工業的范旭東，火柴業的劉鴻生，水泥業的周學熙，百貨業的郭樂和馬應彪，出版業的張元濟，等等。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實業投資熱，是中國的第二次工業化浪潮。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洋務運動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放在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因而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此次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贏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此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和服務業的布局。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的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的類似。
中國民族經濟的基礎，就是在這一對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根據國內學者的計算，工業增長率在1912年到1920年間達到13.4%，1921年到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1923年到1926年為8.7%。 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國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在世界各國中處於領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現代經濟史上，這樣的高速增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