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解至此，我們要對中國的「自轉慣性」提出一個歷史性的預警。
在人類社會的大家庭中，一個國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顆星球，有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轉，也有與自身條件相符合的自轉。在所有的文明體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經濟的原因，中國也許是自轉條件最好、自轉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在農耕文明時期，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拒絕公轉，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麼，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碰巧，到了14世紀的明朝， 所有客觀條件全數具備，帝國迅速轉身，成為一個「自轉的小宇宙」。
在學術界，只有很少的學者觀察到這一規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曾簡短地提及，「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對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內需產品只有兩個，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和「織」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則對大一統制度與技術進步的關係進行了更具普遍意義的闡述，在他看來：他們常常對技術進步的可能性漠木關心或者乾脆採取敵視態度，因為他們認為，任何技術變革都會威脅經濟的穩定，因而也會威脅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而這種穩定是統一國家的奠基人好不容易才確立起來的」。
於是，自宋代之後曰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終於在明代找到了現實而頑固的落腳之處。14世紀至15世紀的那場「棉花革命」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後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代的中國舉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並終止於此。從此之後，在長達400年的漫長時間裡，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世界公轉」無關的、「自轉」的帝國。據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中國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00「國際元」，此後增長全面停滯，一直到1701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長率為零。而歐洲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從576「國際元」增加到了924「國際元」。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運行狀態，若沒有外來的「工業革命」的衝擊，竟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終結之處。自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之後，帝國的治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新出路，於是，通過推廣「男耕女織」的民生方式，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已成為必然之選擇。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
這樣的治國策略在明清兩代看來是成功的。黃仁宇論述道：「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上治理天下。……在整個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國家的管理不當極為容忍……由於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真對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於其優勢，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對手替代它。」
黃仁宇所謂的「替代的對手」，僅僅是站在競爭的角度觀察，而如果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又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延續明帝國的模式，讓社會在靜止的、超穩定狀態下緩慢地「自轉」。其二，則是出現一種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將之徹底地推翻並更換。這兩種狀況後來都發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現在1644年，而第二次則出現在遙遠的1911年。
必須指出的是，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對閉關鎖國以及社會組織的散沙化有著天然的渴望，這種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任何新的技術進步都可能異化為提高「自轉」能力的手段。
當今之中國，實行閉關鎖國及社會散沙化的客觀條件仍然存在，在產業經濟層面，中國尚處在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交融之際，內需市場——包括城市化運動和民眾消費——越來越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產業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度急劇下降。在未來的20年內，隨著新能源技術的發明普及，中國對國際性自然資源的依賴度很可能進一步下降，這意味著，中國重新回到自轉狀態的危險度也在提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正與全球科技革命進行著一場不確定性的、危險的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