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從來不屬於民間。張光直的研究證明，從「中國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國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維護權力的必要工具，這一特徵其實從未被改變過。 不過，城市在經濟中的功能卻在明代以後改變了。在先秦之後的一千五百多年裡，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心被置於若干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制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可是，在明代之後，與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家庭紡機相配套的，是中國從城市化向城鎮化的大退化。
隨著家庭紡織業的繁榮，這些農戶的周邊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業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裡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中國的縣級機構，自唐之後數雖變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個，可是市鎮數量卻幾何級增多，到清中期，全國已約有三萬個市鎮，它們替代之前的兩千個中心縣城，成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器。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漸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江南地區形成眾多市鎮。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16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曰趨降低，到19世紀中葉降至谷底。若與西方相比，戲劇性的反差更為明顯：中國城市化率的最高點出現在13世紀的南宋，之後掉頭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紀開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 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於亞洲，北京在很長時間裡為規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僅有一座世界級大城市位於亞洲，其餘則均位於歐洲與美洲，這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轉移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引導。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製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於數量更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
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結構、扁平散點化的市鎮發展，加上以反對人口流動為目標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符合中央集權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為前提的「超穩定結構」便形成了。在這個意義上，「男耕女織」確乎是一個中國式的「唯美主 義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