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搞的這場變法氣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他的第一項改革是對經濟權力的重組。在中央六部中，經濟權力集中於戶部，戶部有三司，戶部司管財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鹽鐵司管國有專營事業。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權力集中起來，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相當於另立了一個小「國務院」，20世紀80年代搞改革開放，有過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沿用這一思路。
王安石頒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餘條，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條。
均輸這兩個字來自於桑弘羊，就是國家成立物資部和物價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這個法令推行後，國家就全面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一改實行多年的「買撲」、「鈔引」等通商制度，朝廷專設發運使一職，財政撥劃專項採購周轉資金，統購統銷，國營專賣；市易法是對城市商品零售的國家壟斷，政府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青苗法則是農業領域的變革，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這三大政策，前兩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復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獨創。
跟所有的計畫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笫一，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人；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註定失敗；後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具體來說，變法實施之後，國庫果然為之一飽，僅市易司獲得的收入就相當於全年夏秋兩稅總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驚人，因為征繳上來的錢糧綢帛實在太多了，以至於不得不新建52個大倉庫。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現出來。
均輸法讓發運使衙門成了一個權力空前膨脹的「政府型公司」，它到處與民爭利，官方的採購價格與市場波動背道而馳，要麼大大低於市場價格幾近搶劫，要麼大大高於市場價格收受回扣，發運使把大米運到一些缺糧地區，銷售價格比之前上漲一倍，正常的市場運行被完全地打亂了。宋朝官員本來就樂於經商，均輸法正好給了他們一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
市易法「盡收天下之貨」，讓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經營範圍越來越廣，連水果、芝麻都被壟斷了起來，城市商業秩序被徹底破壞。宋代學者鄭俠在《西塘集》中記載道，自從實行了市易法之後，商人們都不肯到汴梁來做生意，大家繞開都城而行，因為只要一進城門，貨物就可能被全數押送到市易司。後來，這些情況被反映到宋神宗那裡，連皇帝本人也覺得太過分了，有一次，他對王安石說：「市易司連水果都要壟斷起來銷售，實在太瑣碎了，能不能把這一條給罷廢了？ 」王安石說：「制定法律的關鍵是，是否有害於人民，不應該因為它的瑣碎就罷廢了。」
對普通農戶來說，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的剝削。可是一到執行階段，就完全地變味了。各級官員把陳舊的霉糧放給農戶，收回的卻必須是新糧，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的時候卻故意壓秤，一來一回，實際利息競比向富人借貸還要高。中央為了把錢放出去，就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搞攤派，民間苦不堪言，如果發生水災旱災，地方政府為了收回本息，就到處抓人，農民只好賣地賣兒女。
種種新政的實施，讓寬鬆的經濟環境不復存在，自由工商業者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民國學者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變法之後，「商業早入於衰頹之境矣」。
王安石還聽不得不同的意見，不過他比商鞅好一些，後者殺人殺得河流變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對變法的人全部趕出京城。司馬光就被趕到了洛陽，他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寫了一本《資治通鑒》。當時輿論很開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馬光寫書寫累了，就寫公開信《與王介甫書》罵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後，馬上寫 《答司馬諫議書》，如禮回送。當時朝中執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這五個人叫做 「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餘四個人都沒啥用。王安石還親自擬定科舉考題，把變法思想摻進去，最誇張的是，他還把自己的像搬進孔廟，給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種種可見，王安石實在是一個非常強悍的集權主義者。變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盡廢新法，重新啟用司馬光。
司馬先生回來後幹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個叫李公擇的人當戶部尚書，李公擇是研究小學的，對財政知識一竅不通，這好比從北京大學考古系找了個教授來當財政部長，於是朝野嘩然。司馬光解釋說：「我就是要用這樣的辦法來告訴大家，中央的政策變化了。」 由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儒家在經濟治理上是多麼無能，經典儒家從孔孟以來，在理財上一直找不到辦法，翻來覆去說的都是「以農為本、輕徭薄賦、仁義治國」。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權力，卻又提不出新穎的建設性方案，這就是中國歷代經濟治理的一個重大衝突點：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經濟思想體系上卻無法匹配。
哲宗登基一年後，王安石就鬱鬱而終了，四個月後，司馬光隨他而去。反對變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經濟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啟用以蔡卞、蔡京為首的王黨。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國史上出了名的貪官和姦臣，他把王安石的國家主義推到了極致，並毫無懸念地轉型為權貴經濟。在這個世界上，人性的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礎的，好的制度會遏制人的惡，反之則會催化和放大之。在這個意義上，比人的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貪婪。大清官王安石創造了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他的後繼者就會把這種貪婪和集權推向極致，並必然地產生異化，這是一條「慣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極端化的事，他將鹽、茶兩業完全地實施國家壟斷，不與民間分利，使之成為少數利益群體的獨享之物。江淮一帶是全國最主要的產茶區，蔡京將之全部變成官市，不許民間經營，有一年，他覺得現行的鹽鈔制度讓民間鹽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潤，於是就悍然下令，廢止現行的鹽鈔，那些手中握有舊鹽鈔的商人在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從王安石開始變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罷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極端的國有專營制度的實施前後長達57年，而這又正是北宋帝國由半衰走向滅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軍攻破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北宋就這樣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