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權能長過唐，綿延二百年，與治國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關，其中值得一說的是「杯酒釋兵權」。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決了世族門閥間題，卻留下軍閥割據的隱患，宋太祖趙匡胤將這個難題從制度上刨除了。
趙匡胤的辦法就是收繳軍權，他借著一場酒席把兵權統統收繳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鎮」改為中央養兵。在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制度安排上，這是一個極大的創新。
歷代政權一直在探索權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縣制度解決了人事權，中國就此告別了分封制，進入了一個中央集權時代。但是從秦漢、魏晉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的威脅從來沒有消失過，唐朝最嚴重的是「安史之亂」， 此亂之後，中央就一直對割據無能為力。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裡冒出來十多個國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趙匡胤終於用「杯酒釋兵權」 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此後，地方藩鎮從此再沒有力量挑戰中央。自宋一代三百年，沒有發生過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兩百多年也沒有發生過，清朝只在康熙年間有過吳三桂事件，但其發生不是出於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說，從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後，將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時間，中國再也沒有發生地方挑戰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個制度從此被定型，這在政治上徹底保證了中央集權的穩定性。1860年之後，藩鎮勢力再起，則與鎮壓太平天國有關，八旗、綠營等中央軍乏力，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迅速壯大，並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錢，中央的麻煩就又來了。
然而，兵權收上來之後，旁生出另外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中央從此要養兵。宋朝養兵140萬，是歷代養兵最多的（清朝養了80萬兵，其中八旗20萬，綠營60萬）。這140萬兵，有80萬禁軍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附近，《水滸傳》里有一個「豹子頭」林沖，他上梁山前是「八十萬禁軍教頭」，這80萬是個實數，不是虛數。在北方邊境有60萬廂軍。這140萬個精壯漢子，加上馬匹糧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財政給吃了個大半。所以，朱熹就說：「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即財政收人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軍費開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國，軍費支出不堪重負一直是治國者最頭痛的事情，是為「兵政之患」。在當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嚴重了，可是公務員卻越來越多，於是就有了「吏政之患」，這些都是大一統制度與生俱來的遺傳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