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 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巨型城市」，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數據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 很大的提高。
中國歷代城市化率列表
戰國（公元前4世紀） 15.9%
西漢（公元2世紀） 17.5%
唐（745年）
20.8%
南宋（1200年左右） 22.0%
清（1820年） 6.9%
清（1893年） 7.7%
民國（1949年） 10.6%
1957年
15.4%
1978年
18%
2011年
50.5%
（趙岡製表，吳曉波增補）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衝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里，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 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 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 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畫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同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 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同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人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下里而不需持寸鐵內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