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河北爆發黃巾軍起義，繼而引發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三國、魏晉南北朝。
這數百年間，出現了兩大極致景象，一是國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經濟的大倒退。
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魏晉南北朝，三是20世紀初的民國初期，其共同的特徵是，全數出現在中央集權瓦解或喪失的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宗教家。
與思想解放同時發生的是經濟的驚人大倒退。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 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兩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 然而東漢末年以來，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市場機能嚴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頓丘有五十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餘，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
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以洛陽為例，三百多年間六興六毀，繁榮轉眼成空，與洛陽齊名的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二次被夷為平地。
更為驚心的是人口的銳減。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 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複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長期的分裂戰亂，在中華民族的國民記憶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而根植下兩個傳統價值觀：其一，「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在政治上，呼喚大一統的獨裁和集權統治；其二，在經濟上，嚮往避世無爭的小農社會。這是兩個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訴求，最終卻在明清兩朝得以「完美」實現。
東晉文人陶淵明曾寫《桃花源記》，講一個武陵漁民誤入桃花源，此地與外世完全隔絕，阡陌交錯，雞犬相聞，居民甚至「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漁民告知外部世界發生的戰亂，「皆嘆惋」。這篇散文寫得十分優美，被列入後代的每一種教科書中，幾乎人人讀過，並以之為最理想的社會形態。
不過，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詮釋，結論卻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個沒有工商產業的農耕社會，物質條件非常貧瘠，而且，與外界沒有任何的交通、資訊以及商品流通往來，因而，經濟和文化發展徹底停滯。陶淵明沒有記載 桃花源中是否有鹽井，如果沒有，則必須求諸外世，否則從生活飲食上無法解釋。因此，對桃花源的嚮往，實質上是一種心理上的「返祖」現象，若國民經濟退回到桃花源的狀態，則無疑是一次難以置信的反動，是對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放棄。
然而，對桃花源式的、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嚮往，在魏晉時期成為一種主流意識並影響深遠。比陶淵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顏之推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愛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 也就是說：「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種莊稼以收穫食物，親手種桑織麻，所 有的生活用品，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於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自宋明之後，《顏氏家訓》成為很多家族家 訓的藍本。若從國史而論，從道家《道德經》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到儒家孔孟對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朱元璋對男耕女織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澤東的「免費吃飯」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見小農經濟在國民中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