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經濟改革，是以掉腦袋落幕的。
「五均六筦」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盈。王莽效法漢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鉅賈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裡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置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交易丞、錢府丞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制， 這些穿著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靡一氣，虛設賬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七年四次的幣制變動讓金融秩序大亂，政府的金融信用幾乎破產。史載，「每次變動，都造成民間的一次大破產，監獄裡因此人滿為患」。
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早在西漢時期，土地就成了財富的主要承載形式，具有「類貨幣」的性質，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礎的前提下貿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
在執行層面匕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滯的重要原因。 王莽是一個特別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執政的十多年裡竟然換了八任大司馬。
因此，王莽變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產者，又得不到無產者支持，而中央又沒有增加收人，可謂疲勞天下，一無所得。改革進行到第十四個年頭，巳經無法寸進，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詔書，廢止即位以來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為，第二年的10月，叛軍攻進長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宮的漸台，被人砍下了腦袋。
王莽變法的失敗，既是一次古典社會主義的試驗失敗，又是理想主義者的失敗。很可惜的是，他的真實面目一直被「篡漢者」的形象所遮掩，而從未被認真地討論過。胡適、柏楊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肯定其善良或者說天真的改革動機，卻沒有回答失敗的原因。
如果我們將王莽變法與之前的漢武帝變法相對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術性差異——
在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上，兩場改革都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標，而經濟集權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權。武帝啟動改革之時：七國之亂』』巳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能力。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漢而代之，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因此，激進的經濟改革勢必遭遇重大阻力。
在改革與民心的關係上，從四大利益集閉的權益博弈來看，中央集權改革將侵蝕地方政權和有產階壇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務必獲得底層民眾的支持，也就是必須「把人民發動起來」。一般而言，集權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個：抵禦外國侵略、防止地方割據、反貪反腐、反對貧富不均。漢武帝搞改革的口號是保家衛國，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順乎當吋的民心，為改革爭取到了強大的輿論支持。王莽在政權未穩、未取得社會共識之際，就匆匆變法，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而且他推行的眾多改革措施——特別是幣制改革從一開始就讓基層民眾受損。
在集權式改革與民間財富的關係上，任何集權式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來說都不是為了促進生產力，而是通過財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獲得更多的經 濟權益。漢武帝變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實基礎之上，長期的休養生 息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閭，而且財富藏於民間商人之家，易於剝奪。王莽則沒有這樣的社會條件，西漢末期財經疲弱，天災不斷，而且，龐大財富握於官商一體的世族集團之手，搜刮的難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與官僚執行能力的關係上，劉徹是一代雄主，心狠無情，手段霹雷，他在改革中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寵，過之則棄，絕尤拖沓。而他與桑弘羊的合作關係長達四十餘年，如同一對政治夥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換將帥，沒有一支忠心高效的執行團隊。
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如同空間重構，疏處應可跑馬，密處必不容針，王莽變法缺乏系統思考和風險預警，魯莽激進，漏洞百出，失敗乃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