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頒布《輪台罪己詔》的兩年後，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漢武帝鬱鬱而終。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在中國經濟史上，這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一次經濟政策辯論會。一個叫桓寬的人詳實地記錄了辯論的內容，寫成一部流傳至今的奇書--《鹽鐵論》。
辯論的一方是六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反對國營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屬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財經大臣，他出生於洛陽商人家庭，據稱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歲就入宮充當「侍中」，此後六十多年間，一直身處內廷之中，幾乎參與了武帝時期的所有經濟決策，可謂是漢武盛世的最大財經功臣。漢武帝對臣下猜忌無度，生殺予奪，曾在十年間換了六任大農令，其中誅殺兩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財政後再無更替，時人評論說，武帝對他言聽計從，好比當年越王勾踐對文種和范蠡那樣。 在後世，桑弘羊與商鞅、王安石一樣，是一個評價兩極化的人物，有人贊之為「興利之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理財大師，也有人斥之為「亂國酷吏」。武帝在世時，就有儒生對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書獻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這場大辯論中，時年七十四歲的桑弘羊明顯處於被攻擊的守勢，桓寬真實地記錄了他當時的種種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應」、「繆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俯仰未應對」、「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等，顯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樣，他前後發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為專營政策作頑強的辯護，這也成為後世研究武帝變法的最生動和寶貴的原始資料。
群儒反對國營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一是指責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
二是國營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麼不適民用，要麼質量低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通過特權攫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他們的權勢大於朝廷重臣，他們的富足一點也不遜色於范蠡之輩。
群儒所提出的這幾點，在桑弘羊看來，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應和駁斥。在他看來，這些人來自民間，都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國營化的弊端，卻提不出有建設性的意見。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問」：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國家的財政收入從哪裡得？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而這三項不正是治國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最重要課題嗎？為了表示自己與滿口「仁義道德」的儒生們的觀念對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應中，從來沒有使用過「仁義」二字。
在西漢時期，知識界對商鞅的評價已頗為負面，唯獨桑弘羊對之褒揚有加，在《鹽鐵論》中專門有一章《非鞅》，辯論雙方就這一併不久遠的歷史人物進行了激烈的爭辯。與儒生的觀點截然相反，桑弘羊認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賦百姓而師以瞻」。
在《鹽鐵論》一書中，桑弘羊的經濟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呈現。或許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許是天賦所在，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工商業看成是「富國之本」的人，這比管仲又進了一步。
他提出「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讓國家強大何必依賴於農業，要讓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這樣的笨辦法？又說，「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於謀略，不在於身體的辛勞；利潤的獲取在於積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蠻幹。他甚至認為，工商不暢，農業無從發展，國家財政也失去來源。 他甚至一點也不諱言專營政策內在的與民爭利的本質，他說，實行均輸與平準，目的之一就是讓商賈從商品買賣中無從得利。
桑弘羊經濟思想的最大貢獻就是強調工商富國。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寫道，桑弘羊幾乎已是擺脫了倫理的局限而考察財富問題，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認可。 與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紀之後，歐洲才出現了類似的重商主義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執行的所有經濟政策的主旨並不在於壓抑工商業--相反，他和漢武帝最早透徹地看到了工商業所產生的巨大利潤，他們的目標在於將工商業中的私人利潤轉化為國家的利潤。也就是說，主張發展以國營工商業為主體的命令型計畫經濟，桑弘羊繼承了管仲的鹽鐵專營思想，並進一步把這一做法擴大化和制度化。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自古是「輕商」的國家，就成了一個偽命題。因為，自漢武帝之後的中國歷代統治者從來沒有輕視工商業，他們只是抑制民間商人而已。他們把最能夠產生利潤的工商業收歸國家經營，深諳工商之於富國的意義。當國家直接進入產業經濟階段之後，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後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壓。所以，輕視商人與重視工商，正是一體兩面的結果。
鹽鐵會議是中央集權體制在中國出現之後，人們對經濟治理模式的一次總檢討，面對一個前所未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帝國，人們顯得焦慮而手足無措，而剛剛過去的武帝「盛世」，既讓他們感到了帝國的榮耀，同時也飽受集權之苦。在大辯論中，辯論雙方所涉及的話題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說，困擾中國至今的眾多治國難題，特別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困境，在當時已經畢現無遺。群儒對於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洶洶反對，卻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方案，雙方交鋒每每擦肩而過。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難解的「桑弘羊之問」。事實上，直到今天，國人仍然沒有找到解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