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 平定後的第十三年，劉徹登基，是為漢武帝。他當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舉把帝國拉回到高度專制集權的軌道之上，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設而言，試驗於商鞅，成形於嬴政，集大成於劉徹。
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製度上，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同時，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監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思想，延續了七百年的百花齊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權必「統一」國民思想，不過手段各有巧妙，史學家顧頡剛曾比較秦始皇與漢武帝的不同辦法：「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
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綏靖政策，派衛青和霍去病與匈奴常年作戰，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大大擴張了版圖。在東北方，他派兵滅衛氏朝鮮（今朝鮮北部），置樂浪等四郡，在南方，則使夜郎、南越政權歸附漢朝，漢帝國版圖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動兵戈的同時，他還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和修築道路。
到執政第二十個年頭的時候，公元前121年，漢軍大敗匈奴主力，取得對匈戰爭的最大勝利，渾邪王率四萬之眾歸附大漢，舉國上下為之大振，劉徹的政治威望也達到了頂點。不過，在經濟上，中央財政卻出現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況。史載，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硬是把文景兩帝留下來的充沛國庫消耗一空，「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武帝開始推出一系列強硬的國營化經濟政策，涉及產業、流通、金融、稅收等多個領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具有頂層設計意味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具體的操盤人為桑弘羊。
在解讀漢武帝的這場經濟改革之前，有三個前提是要預先觀察到的：
第一，經濟改革開始之前，政治集權和思想統一已經全面完成；
第二，以抵禦外族入侵為口號的討匈戰爭為集權改革創造了道義上的理由，對凝聚基層民心起到了關鍵作用；
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間財富。這三項是保證改革得以順利推進的客觀條件。也就是說，漢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時間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