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偉大的獨裁者都是理想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們有堅定的治國理念，並深信可以造福於他的人民，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惜犧牲或傷害親人，甚至他們自己。在技術上，他們往往以人民的名義行事，通過裹挾基層民眾的方式，對地方政府和既有財富集團進行攻擊，以達到利益重構和集權的終極目的。商鞅變法清晰地呈現出了這樣的特徵。
在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變成一個大農場之後，商鞅推行了著名的軍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國進入封建制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已隱然崛起，幾乎成為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史載的諸多名將、儒士均為貧寒之士。當代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春秋時期的名士進行過統計，在初期，非貴族出身的寒微之士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佔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蘇秦、張儀等人都是「窮巷掘門、桑戶卷樞之士」。到了戰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吳起在楚國進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王室子孫的爵祿繼承只能延續三代，然後就要把封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吳起因此遭到貴族的嫉恨，終被射殺。二十年後，商鞅再提此議，並且做得更為徹底。
軍爵制度的具體政策有兩條：
第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
第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商鞅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這一軍爵制度可謂開天闢地，它徹底抹殺了貴族與賤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過戰爭獲取功名富貴。在秦國，國民只應從事兩種職業，一是農民，一是軍人，前者「富國」，後者「強兵」，而國家的獎懲便緊緊圍繞著種糧之多少和殺敵之多少。這是一種極端務實的、反智的、唯「生產力至上」的功利主義。在商鞅看來，人人種地，則糧多，糧多則生育多，生育多則兵多，兵多則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這些人口去種更多的糧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繼續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環往複，就可實現統一天下的「國家目標」。凡是與這一國策衝突的、相違背的，都是必須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過」。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是最早打破貴族制度的國家，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謂最大。以國史論之，軍爵制度打開讓孔武之人進入統治階層的通道，到了隋唐時期，政府又發明出科舉制度，為底層的知識分子打通了另外一個通道。由此，「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軍爵制（武士）與科舉制（文士）相互勾連，構成了延續千年的平民社會的穩定性。這兩個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權對商業的道德蔑視及制度打壓，最終構築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