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倡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 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仲的這一論述曾經迷惑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學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於此，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顧左右而言他，要麼百般替管仲聲辯。直到近世，歷史學家郭沫若才給予了合理的解釋。郭氏認為：「他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他是重視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他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賑濟的，為了能夠全面就業，他主張大量消費，甚至主張厚葬。他的重點是放在大量消費可以促進大量生產這一面。因而在生產方面該如何進行，如何改進技術之類的話，他就說得很少，幾乎可以說沒有。」
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據《韓非子》和《論語》等書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靡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僱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為例，當時的美國、德國等無一不是採用了這樣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嘆的。據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楊聯陞的考據，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極少數人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