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雷履泰70歲大壽，眾票商齊聚平遙賀壽，聯合送上一塊金字大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字。當時的票號正處在花開多枝之際，雷履泰去世於十年之後，他沒有看到極盛的景象。
票號最初的功能，是為旅外的晉商解決銀兩搬運的難題，屬於民間金融服務，而它最終能夠控制全國金融業，卻是因為獲得了中央政府的種種特權，而這些特權又成了晉商最終衰落的原因。
第一個特權是獲得京餉及協餉的匯兌權。
京餉是地方上繳中央的財稅，協餉是各省之間的官銀往來，這兩筆金融業務無疑是最大而最為豐厚的，自漢唐以來，官銀押解均由軍人執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軍起事之後，各地商路斷絕，朝廷不得不於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撫選擇票號設法匯兌，這為晉商打開了一道獲得大利的口子，從此，票號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後來的十年中，山西票號從14家增加到28家，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轉為大額公款匯兌。這些存放在票號的公款都是不計利息的，因而為票商帶來巨額利潤。
晉商獲得的第二個特權是行業准入資質。
在票號出現的前六十餘年間，設立票號不需向政府申請註冊。1884年（光緒十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遊說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台衙門呈請批准，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於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
這顯然是一項「魔鬼交易」。聰明的晉商通過與政府「結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幫的進入，同時也將產業的規則裁判權上繳，票號從此披上官商經濟的外袍。
清帝國的最後十年，是山西票號的「黃金時代」。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祁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率先得到密報，設法將老佛爺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還獻上了三十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總號。後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滙豐銀行。
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准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1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餘股計算，年盈利超過百萬兩。
因為利潤均來自於官家，所有票號的經營日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擲於公關和鑽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另據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描述，各大票號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長與慶親王最為親密，李家的日升昌與倫貝子、振貝子、粵海關監督以及趙舒翹等走動頻繁，其餘，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拉攏董福祥，如此等等，各顯神通。票號商人對官府的打點可謂無微不至，每到年關，從舊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兩三車的禮物，去打點相關官府的上上下下，從管事到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
與向來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晉商一向以「儉為美」，可是自從票商發達之後，也「由儉入奢」，極盡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師記錄道：「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富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太谷縣誌》中也記載，「風俗數十年而一變，而其遷移漸染，轉厚而為薄，轉儉而為奢。」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這似乎是萬物輪迴的公理，票商之沒落也因它們的既得利益過大，與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號極盛之時，正是西方銀行模式引入中國之際。1904年，朝廷籌辦戶部銀行，奉諭主事的戶部尚書鹿傅霖與票商素來親密，盛邀入股。平遙的各票號總號開會商議，集體決定不入股，並禁止山西籍經理參與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讓浙江綢緞莊商人參與籌辦。四年後的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邀票號每號出二人協辦，票商大股東不願與江浙財團「同台分利」，又予拒絕。
此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衝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蔚豐厚京城分號經理李宏齡率先倡議，提出票號聯合組建晉省匯業銀行，駐京的各票號經理在一年內給平遙總號連發了數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蝸居在平遙大院里的股東們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指斥李宏齡等人是企圖「自謀發財耳」，如果各地再來信函遊說，總號將不予討論，直接束之高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廟堂崩解，王公星散，以公款業務為支柱的票號生意頓時斷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國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產，清查帳簿，其最大的京城分號存款額為80萬兩，放款則只有四五萬兩，與興盛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日升昌破產的8個月後，留美歸國的風華青年陳光甫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民資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票號之衰，其實蘊涵著一個十分簡單而樸素的規律：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麼豐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遠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
這個規律，在兩千年至今的中國企業史上屢試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