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鄭成功（1624－1662）在台灣去世的時候，年僅38歲，此時他被南明的永曆帝封為延平郡王，是無數遺老光復大明的惟一希望。在中國正史上，鄭成功因收復台灣而被看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不過在企業史上，他的身份則比較微妙，他和他的家族在很多時間裡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海盜商人集團。
明朝自開國之後，就頒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後更是強調「片木不得下海」，當海外貿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殺之後，非法的海盜事業就變得十分蓬勃且難以遏制。種種史料顯示，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四百多年裡，跨越明清兩代，南中國海是全世界海盜最為盛行的地區之一，極盛時多達15萬人。
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地狹人稠，從來有涉海經商的傳統，海禁實施之後，沿海民眾無所得食，於是鋌而走險，從事非法貿易，他們將硫磺、兵器、銅等違禁物資以及絲綢、茶葉、棉布還有瓷器等，長途販運到南洋，與那裡的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西班牙人（佔據呂宋島）和荷蘭人（佔據巴達維亞）交易，再由他們轉銷至歐洲、非洲和美洲市場，同時將海外出產的蘇木、胡椒、象牙、銀幣等輸送回國。因為官方限制，所以走私的利潤就非常之高。《明實錄》中說，「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盜竟是一群來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東南沿海從事走私的是歙縣人許辰江、許本善等。嘉靖初年，歙縣許村的許家四兄弟組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海盜集團，他們以寧波附近的雙嶼島為基地，把商品販銷到了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浙江官員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稱許氏集團為「海上寇最稱強者。」
到了嘉靖中期，許氏集團被擊潰，其部下、同樣是歙縣人的汪直起而代之，他的貿易基地是舟山烈港，擁有數萬之眾和載重量達120噸的海船上百艘，其販運區域更擴大到了北部的日本、朝鮮，一度控制了薩摩州的松浦港。汪直還自封為「徽王」，凡「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割據王國。據記載，汪直能夠造出超級大海船，「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為之城，樓櫓四門備具，上可馳馬，容二千人。」從這一描述看，汪直大船堪與鄭和的「寶船」相比，其集團實際上是一個「軍事－商業複合體」。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盜之外，另外一個人數龐大的走私集團來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這些中國籍的海盜與日本浪人糾結在一起，成了讓明政權頭痛不已的「倭寇之禍」，他們游戈於浙閩沿海，有商機則交易，乘人不備則劫掠。對於「寇商一體」、「中日混合」的事實，明人其實非常清楚，嘉靖年間的抗倭名將胡宗憲就曾統計過，福建沿海數萬倭寇之中，漳州、泉州人就占其大半。他繼而寫到，「倭寇與海商其實是同一個人，如果開放海禁，倭寇就轉身變成了海商，如果實施海禁，海商就立即變成了倭寇。」
崇禎年間，因北方戰事不斷，朝廷無暇顧及海事，走私成公開之勢，擁有雄厚資本的「豪門巨族」、「湖海大姓」紛紛私造大船，經營外貿，明末屈大均追述說「在昔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豪商大賈，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貲」。1642年（崇禎十五年），萬曆名臣海瑞的孫子海述祖，在海南島自造一艘首尾約長28丈、桅高25丈的大舶，「瀕海賈客三十八人憑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這一年從廣州揚帆出海，「次年入廣州，出襄中珠，鬻於蕃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象海述祖這樣，經不住暴利誘惑，撈一票就走的人估計不在少數。
鄭成功出生在一個海盜家庭，他的父親鄭芝龍是南中國海一個海盜集團的首領。他的母親是一個日本人，而他的出生地是日本九州平戶川內浦千里濱。
鄭芝龍會講日語和葡萄牙語，與荷蘭人非常熟悉，他還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盜李旦的部下，李死後，繼承了他的地盤和勢力，經過數年的攻伐和機緣巧合，成為南中國最強悍的海盜集團。明朝軍隊曾與鄭芝龍多次開戰，卻屢戰不勝，甚至被他佔領了廈門。1624年，明廷不得不採取招安政策，任命鄭芝龍為「五虎游擊將軍」，此時，鄭芝龍有部眾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在後來的幾年裡，鄭芝龍掃蕩各路海盜，成了惟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從事走私之外，還向其他商船徵收「保護費」，史載，「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也就是說，凡是懸掛了鄭家旗號的，即可太平無事，鄭家向每隻商船徵收每年三千兩白銀的保護費，每年因此可得收入上千萬兩，富可敵國。若以私人財富計，鄭家應是明季的首富家族。
清軍入關之後，鄭芝龍先是擁立唐王稱帝於福州，受封平虜侯、平國公，掌握軍政大權。旋即清軍入閩，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歲的兒子鄭成功卻率部出走金門，在其後的十五年里，成為最重要的反清勢力。1661年，鄭成功率將士二萬五千、戰船數百艘，擊敗了佔據台灣島的荷蘭人，收復寶島。
在抗擊清軍的十餘年中，鄭氏集團仍然牢牢控制了東南沿海的外貿事業，清政府為了切斷其財源，三度頒布「遷界禁海令」，實施了嚴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軍收復台灣，兩年後宣布開海貿易，隨後又確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後近兩百年間，再沒有出現象汪直集團和鄭氏集團那樣龐大的海盜勢力。
在正統的中國經濟史上，從來沒有為海盜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的史料發現，自十六世紀之後，正是非法的海盜活動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區的貿易繁榮。據嚴中平的研究，從1550年到1600年前後，海盜商人把大量商品販運到馬尼拉，進而通過西班牙商人遠銷到歐洲和美洲。全漢升對晚明馬尼拉港的研究更顯示，1586年到1590年期間，中國商品進口稅在全部進口稅中佔36%，到了1611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1.5%，「中國特產商品遍銷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頭為西屬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
與此同時，海盜商人還把出產於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銀大量運回中國市場。根據計算，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7億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25億兩，合計2.95億兩。嚴中平因此認為，「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係，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係。」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更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吸泵」——一個強勁地吸納了全球白銀的「大泵」。
海盜經濟是中國經濟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而隱晦的一頁，如果我們要為海盜商人設立一座「紀念碑」，確乎很難找到合適的代表人物，以及無法用簡捷的文字來記錄他們的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