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1552－1610）是一個瘸子。
拖著失望，另一隻腳拖著希望。親人和導師「我們在這些國家，就像是自願流放，不僅遠離我們的親人：父母、兄弟和親戚，而且遠離基督教民族和我們的祖國，有時是來到一個十幾二十年見不到一個歐洲人的地方。」（書信）自從1578年3月離開歐洲，利瑪竇終身未能回到故鄉。在數萬里之外的異國，他有時也會懷疑向天主獻身是否必須遠赴海外。對於度過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繪製的中文版世界地圖上，亞得里亞海惟一有標註的地方正是馬爾凱（馬切拉塔所在的省）。彷彿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開日本信仰之門的耶穌會士，在當年12月2日死於珠江口一個名叫上川島的小島上，未能實現他進入中國傳教的夢想。利瑪竇的父親喬萬尼·利奇是一個有見識的人，在經商之外，還在教皇領地內和別的地方經營產業。據說他還熱衷地方行政，代理過馬爾凱地區的區長。利瑪竇是眾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長子。父親把兒子送往羅馬去學習法律，但馬太（利瑪竇本名馬太·利奇）抵達羅馬後不久就開始過嚴格的修士生活了。
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穌會。他知道父親對他另有期許，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請求同意。喬萬尼大吃一驚，馬上動身去羅馬，但他在出發後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於是就返回家中給兒子寫了一封信，贊成他的選擇。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彷彿一個重大啟示，刺激了傳教士們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國在他們看來就像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一些進入中國的魯莽嘗試失敗後，有的傳教士認為讓中國人改變信仰是沒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這樣說，「沒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進入中國，就等於嘗試著去接近月球。」但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勇於開闢新路。他制定的修會規則，對傳教方式不做狹隘的規定，卻要求它的成員必須學會所在國語言。他認為傳播信仰過程中，暴力和軍隊不是必須的，相反可以帶一些農業專家、工程師和內外科醫生去當地。這種適應當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顯著的努力。1572年秋，利瑪竇在宣誓後進入羅馬學院。
由於彼時到海外傳教的熱潮，當他聽說將增派傳教士去東方「遠征」時，就靜不下心來讀書了，未及完成學業（數年之後他才在印度完成神學課晉鐸），他就要參與其中。耶穌會會長恩准他前往洛雷圖聖殿參拜，好在途經馬切拉塔時與親人告別。但他急切之極，放棄了見父母的機會，也許他當時沒有想到，這原本會是他和父母的最後一面。1578年，他們一行14人在里斯本啟程，往遠東而去。接下來的那些年，他過著一種帶有《聖經》事迹色彩的生活，孤獨地穿行在無數異教徒中。現在，身在中國的利瑪竇爭取每年給家人寫一兩封信。儘管他常常寫兩份，分別經由葡屬印度果阿和菲律賓馬尼拉兩條路線發送，這些信件還是時常遺失，或者由於疏忽，或者由於海難，或者由於海盜的劫掠。所以後來他漸漸習慣以6-7年為一個時間周期（從發信至收到回信）。這樣的情形自然會影響到他寫信的動力。1594年，他從韶州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如此漫長的往複不僅意味著形勢的變化會使得信件內容失去意義，「而且，……我時常想，我寫了那麼多關於這裡生活的長信，收信人卻說不定早已不在人世。」最富有戲劇性的正是關於親人的消息。1593年，利瑪竇寫信給父親時已有15年不知道雙親的音訊了（他們只是在15年前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後給他發了封信）：「要是不那麼麻煩的話，我就能知道家裡的近況和你們是否依然健在，那我會是多麼快樂啊！」3年後，他從義大利的一位密友處獲知雙親去世的噩耗，連著做了好幾次彌撒表達哀悼。但這個他無法求證的消息並不確切。1605年，利瑪竇又震驚地獲知父親仍然健在，興奮難抑，他馬上寫了封極其熱忱的家信，並概述了自己這些年來在中國傳教的主要成就。結尾處他寫道：「我不知道這封信究竟會是在地球上找到你們呢還是在天堂：但無論如何我都要給你們寫信。」真的是在天堂。當這封信抵達馬切拉塔時，父親喬萬尼·利奇已經過世了；而當報告這一千真萬確之死訊的信回到他所在的中國，利瑪竇本人也已經死了。開荒與播種1595年6月，利瑪竇被迫離開南京。他不想再回到廣東去。自1583年抵達肇慶算起，他在廣東呆了12年，卻只付洗教徒100餘人。除了某些開明官員，從一開始，那裡的百姓、儒生、多數官吏就對他們的到來抱有敵意。
他們肇慶的住所為當地官員所奪取，韶州的房子幾次遭到暴徒破壞和劫掠。在此期間，兩位協助他的傳教士去世了。最初引領他進入中國的羅明堅則被上司范禮安派去羅馬說服教廷籲請大明皇帝允許自由地傳教。羅明堅再也沒能返回中國。4任教宗相繼在不長的時間內去世使他在羅馬一事無成。他只好留在了義大利，直到生命的終點（1607年）。現在，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南昌的一切進展得異常順利。因為瞿太素的先期鋪墊和名醫王繼樓的引介，他結識了南昌的諸多官員和士人，還在宴會上認識了皇親建安王和樂安王。當地著名學者、白鹿書院的院長章潢也很看重他。他的交際圈迅速擴展，江西巡撫陸萬垓和他會面後也盛情邀請他留在南昌。此後拜訪他的人與日俱增，以致他白天忙得沒時間讀祈禱書，只能在夜裡補上。有些拜訪者是沖他的「鍊金術」來的。這一聲名早在他來之前就在南昌傳播開了。他越是向他們保1592年的夏天，一群中國書生襲擊了利瑪竇在韶州的住所，他從窗口跳出時扭了腳。澳門的大夫們無法治癒他的腿傷，使他從此落下殘疾。這位虔誠的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前後居住了27年，他的傳教事業也是一瘸一拐的，一隻腳拖著失望，另一隻腳拖著希望。
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傳教士是一群被忽視、更多的時候被臉譜化的一個群體，而事實上，撇開宗教意義上的執著，他們確乎在科學技術上的傳播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晚明到清朝中期，先後有500多位耶穌會教士來到中國，中國人從他們那裡學會了大炮鑄造術、曆法、地理、算術、天文、代數、繪畫、建築和音樂。同時，教士們也將中華文明介紹到了歐洲，比如，把孔子哲學翻譯成了義大利文，教會了英國人飲茶，讓整個歐洲王室瘋狂地喜歡上了中國的瓷器和絲綢。
最早到達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是范禮安，他於1577年抵達了澳門，接著他委派兩位義大利籍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他們是羅明堅和利瑪竇。
羅明堅和利瑪竇於1583年定居於廣東肇慶，他們改傳中式服裝，學習漢語，採用中國式的行為規範。他們首要的目的不是爭取信徒，而是為基督教爭取一個在中國社會中被接受的地位。
利瑪竇在肇慶和韶州住了十五年，在南昌和南京住了五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結識了很多朋友。在很多人的眼裡，他首先是一位喜愛中國文化的外國人，以及著名的算術、天文學者以及世界地圖繪製者，最後才是一個天主教傳教士。
利瑪竇畫過兩張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從中可以讀出他善於妥協的智慧。
在第一張地圖上，美洲和亞洲分別被畫在圖的左右，歐洲居於中間，很顯然，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它挑戰了中國乃「中央之國」的概念，看到這張地圖的中國人沒有一個表示喜歡和認可。利瑪竇很快改正了「錯誤」，他知道地球是圓的――而不是中國人所堅信的是方的，中國在地圖的哪個方位僅僅是視角的不同而已，他改而把中國畫在了地圖的中間。情形馬上有了改觀，有人將此圖獻給了萬曆皇帝，萬曆非常喜歡，吩咐欽天監用絲線織出，放進屏風裡。
在贏得了相當的民間知名度後，利瑪竇趕到北京，想要直接拜見萬曆皇帝，他結交、奉承太監，進獻了很多禮品，其中包括耶穌畫像、十字架、報時鐘和望遠鏡等等。他最終沒有能夠見到萬曆，不過卻被恩准在北京居住。在這裡，他結識了不少達官貴人，也發展了一些皈依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翰林院學士、後來當過內閣大學士的徐光啟（1562－1633）。
徐光啟是松江府上海縣人，出身於商人家庭，1593年，屢試不中的徐光啟南下到廣東韶州當教師，在這裡，他第一次接觸到了耶穌教士，正是從這些人口中，他第一次聽說地球是圓的，有個叫麥哲倫的西洋人乘船繞地球環行了一周；還第一次聽說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製造了天文望遠鏡，能清楚地觀測天上星體的運行，他還第一次見到一幅世界地圖，驚奇地發現在中國之外竟還有那麼大的一個世界。
所有這些，對於一位從小讀「四書五經」長大的上海書生來說，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不過，徐光啟並沒有視之為異端邪說，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國的經濟總量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歐洲十四國的經濟總量之和約佔四分之一，無論在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