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寧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當世知名度最高的兩位學者、政治家當著皇帝和滿朝文武之面，展開了一場不留情面的舌戰。這是繼公元前81年的那場鹽鐵會議之後，又一次記錄在案的、關於國營化政策的大辯論。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駕崩，長子趙頊登上皇位，是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此時的宋王朝已開國一百一十餘年，農耕社會的「太平病」又犯作了起來――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權貴及豪強商人佔有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他們還控制了重要的產業經濟，貧富差距顯著拉大，國內社會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財政雖然比立國之初增加了四倍，但還是出不敷入，發生重大危機。宋神宗立志於「富國強兵」，他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的弊端實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了。現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歷代推行激進主義變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輕人，如秦孝公、漢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緒帝等等。當時朝中重臣都是所謂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個也看不上眼，他選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是一個官場「另類」。他的文采極好，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層當官，歷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對行政關節十分嫻熟。而平日里，他不修邊幅，獨來獨往，個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樂和禮數的士人中顯得格格不入，時人譏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戲稱之為「相公」。
開放－管制－半衰－崩潰，循環往複，輪迴重現，這是中國歷代治亂的宿命，而每當經濟出現重大危機之際，必會出現一位重量級的理財大師，他成為那個朝代的轉折點。在宋代，這個人正是王安石，他對宋神宗建言說，要「富國強兵」，就必須「摧抑兼并，均濟貧乏」，而惟一可行的辦法是仿效偉大的漢武帝，執行國家主義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產業領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議遭到朝中眾多大臣的反對，延和殿的廷辨就發生在這一時期。與他面對面地交鋒的是翰林侍讀學士、文壇領袖司馬光（1019－1086）。因為宋朝對文士非常寬鬆，所以大家的言論就十分放肆，雙方的辨鋒非常犀利。
這場辯論是從要不要「辭賞」引起的。神宗登基後，帶領眾大臣去天壇祭祀，按慣例，皇帝賞賜了大臣們。而大臣們也按例上書辭讓賞賜。
司馬光請神宗接受大臣們的「辭賞」，他說：「當今國用不足、災害頻繁，首要之舉，正是削減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為然，他說，「國家富有四海，大臣們的收入有限，靠節省開支，實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當今的急務。」
司馬光反問說，「那你說說什麼是當今的急務？」
王安石說，「國家財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找到善於理財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對面的司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錢」，不懂開源。
司馬光反諷說，「所謂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把頭屑都收集起來，用簸箕掃聚細碎，儘力地搜刮民財。如此下來，老百姓困苦不堪，流離成盜寇，這難道是治國之道嗎？」
王安石說，「這當然不是善於理財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徵稅而國庫卻無比充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在熟讀史書的司馬光聽來，這一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非常刺耳，他當即反駁說，「這是當年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司馬遷把它記錄下來，譏諷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間所能生產的種種貨物，只有那麼一個數量，不在民間，就在政府，桑弘羊說他能夠讓國庫充沛起來，不從民間獲取，哪是從哪裡得來的？如果真的象他所說的那樣，那麼，武帝晚年怎麼會出現盜寇蜂起的情況？難道不是人民因為窮困而造反的嗎？這樣的話怎麼可以拿來作為國策討論呢？」
以司馬光之見，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標榜的「不加賦」其實比「加賦」還要壞，因為，「所謂不加稅賦而國庫充足，不過是想辦法偷偷的奪取民間財富，它的害處更甚於公開的徵稅。」
雙方你來我往，辯論了很長時間——「爭論久之」。在這場火藥味甚濃的大論戰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馬光一邊，神宗徘徊其間，無比為難，在延和殿上，他對司馬光說，「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轉過頭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張，「不允」辭賞。為了堅定皇帝的決心，王安石就對他講了一句日後非常著名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與一千多年前商鞅對秦孝公所說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前後呼應，如出一轍。
有關延和殿廷辯的記錄出現在司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對派佔了上風，而實際上，這些質疑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決心。六個月後，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負責變法事宜。王安石迅速地提出了一個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相繼頒布十餘條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經濟政策如下：
均輸法——全面壟斷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一改實行多年的「買撲」、「鈔引」等通商制度，朝廷專設發運使一職，財政撥劃專項採購周轉資金，統購統銷，國營專賣，；
市易法——全面壟斷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利息總計為40％。
這三大政策，前兩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復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獨創。就跟所有的計畫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儘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註定失敗，後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為了強力推行變法，王安石還對現有的財政官僚體制進行了變革，宋代財政已實行分權管理，分別由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掌管宏觀經濟政策、國營事業和財稅事務，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別成立了一個主持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將財政權力重新歸於一人。
變法實施之後，國庫果然為之一飽，僅僅市易司獲得的收入就相當於全年夏秋兩稅總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驚人，因為征繳上來的錢糧綢帛實在太多了，以致於不得不新建52個大倉庫。國家主義所具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應也充分發揮了出來，王安石通過推行農田水利法，興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僅熙寧二年到九年的七年中，就修建了36·3萬頃的農田，糧食產量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弊端也呈現了出來。
均輸法讓發運使衙門成了一個權力空前膨脹的「政府型公司」，它到處與民爭利，官方的採購價格與市場波動背馳，要麼大大低於市場價格幾近搶劫，要麼大大高於市場價格收受回扣，發運使把大米運到一些缺糧地區，銷售價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場運行被完全地打亂了。宋朝官員本來就樂於經商，均輸法正好給了他們一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
市易法「盡收天下之貨」，讓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經營範圍越來越廣，連水果、芝麻都被壟斷了起來，城市商業秩序被徹底破壞。
以首都汴梁為例，多年以來，這裡的商品交易被大行會所控制，外來商人飽受欺負，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報告說，「如今汴梁的茶行被十來個大戶壟斷，外來茶商到京，必須先要給他們送禮物，乞求定價，把茶葉賣給這十來個大戶，都不能有利潤。只有這樣，才可能被定下較高的價格，然後再從零售環節中把錢賺回來。其他的行業，大多是這樣的狀況。」在王安石看來，這當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狀況，於是，他決心通過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戶的壟斷。然而，當政府替代大戶成為新的市場壟斷者之後，情況竟變得更加的糟糕。宋代學者鄭俠在《西塘集》中記載說，自從實行了市易法之後，商人們都不肯到汴梁來做生意，大家都繞開都城而行，因為只要一進城門，貨物就可能被全數押送到市易司。後來，這些情況被反映到宋神宗那裡，連皇帝本人也覺得太過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對王安石說，「市易司連水果都要壟斷起來銷售，實在太瑣碎了，能不能把這一條給罷廢了？」安石正色說，「制訂法律的關鍵是，是否有害於人民，不應該因為它的瑣碎就罷廢了。」
對普通農戶來說，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