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的生命以悲劇的方式結束，可是他的幽靈卻飄飄蕩蕩，從來沒有離開過歷史的舞台，「亂世思弘羊」幾乎成了一個規律。
他被稱為「興利之臣」，歷代每到財政爭論，「桑弘羊」這個名字必然會浮現出來，對他的褒貶、認同或貶斥成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個分野標杆。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所有認同桑弘羊的人幾乎都是財經事務的實際執行者，而反對派則往往是在野的知識分子。
桑弘羊被殺之後，鹽鐵專營政策在西漢後期基本沿襲不變，所謂「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而當時的儒家仍然不改對他的攻擊態度，西漢末期最出名的大儒揚雄便痛罵他是「榷利之臣」，說卜式要把他煮熟了祭天實在是個好辦法。東漢初期，專營政策一度廢止，可是到了章帝（公元88年前後），又以「探觀舊典」的名義恢複了鹽鐵專營和均輸。
天下紛亂的三國時期，對桑弘羊毀多譽少，而對他最為傾心的人是有「奸雄」罵名的曹操，他稱之為「先賢」，其主政時將多項高營利性產業歸於國營，其中一個是「胡粉」，也就是從西域進口的化妝品。從財政角度看，在魏蜀吳三國中，魏國能夠保持軍事上的優勢並最終統一天下，與此頗有關係。
隋唐時期，特別是中唐之後，桑弘羊再成熱點人物，當時的理財名臣杜佑、劉晏、劉彤等人對他非常推崇，劉晏實行的常平均輸法，便脫胎於桑法。與此同時，很多文士則唾罵不已，大詩人白居易作長詩《鹽商婦》，對食鹽專賣制度進行白描式的嘲諷，詩曰，「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到了北宋一代，奉桑弘羊為偶像的是署理國政事務的王安石，稱讚他的治國之術為「安人之仁政，為國之善經」，其變法政策也幾乎是對桑弘羊的一次「臨摹」。
站在對立面的是司馬光、蘇軾等人。司馬光對於「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一理念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蘇軾對桑弘羊更是恨之入骨。他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污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在蘇軾看來，桑弘羊之貽害百世都是司馬遷惹的禍，他因此寫了一篇《司馬遷二大罪》以聲討之，在文章中，他抱怨說，儘管學者恥言商、桑，可是，「唯獨當國君的人卻很喜歡他們，都在表面上避諱他們的名字，而實際上採用他們的政策，更過分的則是從表面到實質都推崇他們，而這一切都是司馬遷的罪。」
從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七百餘年中，隨著程朱理學的興起，桑弘羊在道德上徹底聲名掃地，而其政策思路卻被悄然繼承。
一方面，絕大多數學者對之持全盤否定的鄙視態度，而批判的角度幾乎都是「小人言利」，顧炎武在讀《鹽鐵論》之後寫的五言詩中便吟道，「在漢方盛時，言利弘羊始。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深旨。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篤論垂青史。」「言利弘羊始」和「嗜利無廉恥」幾乎成了定論。
另一方面，數百年間的歷朝治國者從來沒有放棄國營化政策，其專營範圍更是從鹽鐵、酒類日漸擴大到糧食、漕運、外貿、鐵路等等，因而，呈現蘇軾所說的「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的現象。
到了清末民初，青年學者劉師培對桑弘羊式的國有專營政策進行過系統化的批評。在《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一文中，他對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等制度進行了詳盡的解讀，在他看來，這些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其專制」，其手段則是「以國家之手操縱商業」，就是將搶劫變成一種公開合法的國家制度，其最終達成的結果是「利歸權家」――由權勢階層獨享經濟利益。
劉師培進而指出，從千年歷史的經驗來看，國有化制度的名義是抑制富商而有利於貧民，但其實，它非但不能平抑貧富，甚至將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公。（「國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貧民』，實則富商無所損而貧民轉失其利耳。此固驗之往事，百無一爽者也。」）因為，「國家於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奪取，不得不假以特權，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國家之勢以劫民財。」這裡所謂的「富商」其實已經出現了性質和身份上的轉變，他們不再是以市場化的方式獲取利益，而是通過獲得政府的授權，以壟斷的方式分享專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徹底地喪失了自主的能力，變成專制機器中的一個寄生階層。
儘管如此，從鹽鐵會議上的儒生，到揚雄、司馬光和劉師培，仍然無法實質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過的那個難題：如果不採取營利性的國有專營制度，如果國有資本不保持對國民經濟的高度控制，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帝國如何得以維持？
正是在這裡，「仁義為本、輕賦薄徭」的儒家理想與中央集權的財政需要，構成了一對尖銳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後的今天，桑弘羊的設問，仍然冷冷地擺在所有中國人的面前。